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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文学与社会新闻的纠缠及开解
2016-04-30 18:45:15 来源: 作者: 【 】 浏览:1536次 评论:0

近些年来,新媒体的高度发达使文学与传播媒介的交集日趋频繁,不少作家有意识地在文学叙事中采热点,将社会新闻拿来与小说叙事元素快 速、直接地黏合,力求在字上做文章。于是有人断言,当下文学叙事已患上了新闻依赖症,作家的想象力已无法触及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实,甚至认为文 学叙事即将沦为新闻素材的奴仆。在我看来,这不算危言耸听,社会新闻进入文学的界面确实较前扩大了,有可能成为新媒体时代影响写作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它 折射出新媒体时代文学与新闻的新关系;对此需细加辨析,很难用对与错,是或否的简单断语来说清。

   在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和手机文化作为第五媒体之前,文学与新闻的边界大致是比较清楚的。文学是文学,新闻即新闻,各行其道,少有相扰。但这种判 断正面临着挑战。尤其是,当文学力图对现实发言,或感到不发言会受到读者冷落时,却又未经接地气的足够化合,不得不大量借助新闻,文学与新闻的纠缠就会发 生。另一方面,在浅阅读时代,很多读者的价值判断乃至社会观,不是来自有长度的生活,也不是来自切身的完整体验,而是来自快速的网络新闻和碎片化的信 息。这样,对于与新闻相沾边的文学叙事,读者的判断总是先入为主。比如,贾平凹《带灯》中展示的乡村日常冲突以及乡镇干部经历的种种困惑艰难,乡镇维稳办遇到的种种麻烦——上访、征地、拆迁、招商等等,在社会新闻中几乎全都涉及过。有论者指出,那还需要文学干什么呢?现在是微时代,若论反映 现实的速度,文学根本无法与网络和新闻比,那文学的价值又何在?是啊,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者并不浅薄。我能理解这种说法,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 读《带灯》是在读情怀,读情感的微妙,读人生的韵味,读转型时期世态的变化万端,也是在读我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当然,《带灯》在创造一个理想境界上, 在思想的锋利上是不够的,使文学之为文学的魅力仍未得到充分展现。

   到了余华的《第七天》,问题就变得更尖锐了。这部小说被戏称为新闻串烧,因为里面罗列了强拆、杀警察、洗脚妹杀人、卖肾等等奇观化的新闻。 我感到,余华非常珍视这些社会奇闻,以为它们本身就有存留的历史价值,于是他小说里的现实感、尖锐感,想主要依赖这些新闻支撑。余华并非不懂文学与新闻的 区别,而是他认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般意义的小说已失却了阅读价值,当今的某些新闻,已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能力,其价值在文学之上。然而,这看法对 吗?问题在于,这些新闻奇观到底能撑多久呢,直接出现在小说中,究竟是破坏了、还是成全了这部小说的审美价值?不管多么惊悚的新闻,寿命都不会太长,因为 它是指向事件的,很容易事过而境迁。现在看来,《第七天》中最动人的地方,既不是新闻事件的重复,也不是新闻素材的新奇,而是写普通人相濡以沫的充满 人情味、人性味的日常生活,如杨飞的身世之痛,他与杨金彪的父子深情的曲曲款款,还有杨飞与李青的爱情畸变,以及余华对鬼魂世界里依然等级森严的大胆想 象,都显示了卓然的才气。

   事实上,上述贾平凹、余华的例子引发的诘问,一方面显现出新媒体时代的一种话语较量,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某些读者缺乏耐心,没有细读出作家在处 理新闻题材时的良苦用心,没有看到文学对新闻事件超越的努力。的确,依赖新闻事件发掘出来的热点,很容易让读者产生网已有之的误解,作家也很 容易做出就事论事的平面判断。但是,如果文学能在新闻事件背后创造出完整而富于生气的第二现实,那就非同一般了。王可心的《同顶一片天》和王十月的 《人罪》是在实践中探索的例证。《同顶一片天》写了一个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卖肾换肾的故事,在同一片蓝天下,同样出于,但这一生命对另一生 命的掠夺又何其残酷!人性的复杂与心理的深度,偶然中藏凶险与平淡中寓深刻,平民的生存状态与黑社会的魔影,使我们完全忘记了它的素材来自真实的案件。它 被完全地艺术化了。

   王十月的《人罪》,似乎有众所周知的两类案子的背景,同名同姓的高考冒名顶替案和小贩杀死城管案,但他处理得从容有致,天衣无缝,成就了另 一个自足的世界。可以承认,故事的缘起和触点来自社会新闻,具有元新闻叙事的意涵,但小说完全打碎了新闻元素,通过合理想象,运用生活积累,重新塑造 出两个陈责我以及陈庚银、杜梅甚至吴用等自我救赎者,微妙而真实。在《人罪》中,作家写出了每一桩背后的无奈与被动,更写出了当事人在面对 道德难题时的悔恨与救赎,小说的叙事逻辑丝丝入扣,叙事的伦理处处动人,人物个体的片面正义也被合情合理地打开了,从而避免了读者在面对有罪心理 时可能出现的单向度的道德审判。

   可见,文学叙事是否与新闻相关并非判断一个作品成就高下的重要因素。中外很多名家大作的素材就来自新闻事件,却终成旷世经典。作家以某一新闻事 件为起点,为契机,为触媒,能发掘出题材背后的深意,将其超越到审美的新高度,值得大力首肯。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 等等,要么素材源自于新闻事件,要么叙事起点就是报章新闻。可是,当我们读到《红与黑》中于连由乡进城、由家庭教师逐渐进入市长夫人造设的温柔之乡后,短 暂的满足和陷入长久的焦虑时,发现它与1827年的那条报章新闻已毫无关系了。我们读到安娜·卡列尼娜卧轨时所画的十字,赴死时仿佛入浴的心情以及如笼 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深刻笔墨时,我们感知的是主人公对生命的尊重、绝望与决 绝,也早忘光了那件出轨与婚外情混合的猎奇之事和耸人听闻的新闻

   然而,必须看到,今天新媒体时代作家所面对的文学与新闻的纠缠又与19世纪巨匠们有所不同,可以说更为复杂。为什么今天文学与社会新闻之间的关 系忽然变得更加敏感,而像须一瓜、阿乙等作家表现出对法制类新闻的尤其敏感?这是需要思索的。据我了解,现在一些直接以网络法制新闻为题材的作品得到读者 较高的认可。孙浩元的新闻悬疑小说《人肉搜索》、刘剑的犯罪小说《天使不在线》等,由于抓住了当时、当下的热点事件,将新闻事件重新加工,显示了以文学的 方式处理新闻事件的多种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想象或然律下可能发生的事。今天,文学与新闻的关系被指认为纠缠不 、暧昧不明,其深层的问题不在于作家涉猎了什么样的话题,也不在于是否亲近了媒体新闻,而在于作家有无能力再造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想象世界。新闻指 涉的是事件的客观真实,而文学的优势在于,它始终聚焦于人性,它有强大的主体意识的重塑和再造功能,它创造的是主观的真实,因而是更深刻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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