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发现”既是五四文学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儿童文学学科建立的前提。所以“儿童的发现”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然而“儿童”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使其缠绕着许多难以辨析的问题，比如在对“儿童”是个历史建构的概念进行充分讨论之后，“儿童”瞬间成就了一个超历史的“神话”，可以用现代刚刚建构起来的“儿童”观念去检视历史，从而得出“中世纪没有儿童”的结论；用来检视未来，从而得出“童年的消逝”的定论。在“儿童”不是不证自明的前提下如何发展到“儿童”成为永恒的不证自明？随之而来的困惑是“儿童”究竟是“发明”还是“发现”？我们是否把作为方法论的“儿童”和生理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的儿童研究混为一谈？对历史上有没有“儿童”或者古代有没有儿童文学能否用简单的“是”或“否”进行价值论断？当我们讨论“儿童”的本质或建构性时，真实儿童的主体性如何被有效的遮蔽，成为沉默的“他者”？

这些问题都事关重大，本文试图厘清这些相互缠绕的概念之间的关系。

1960年，法国社会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出版了震动西方史学界的著作《儿童的世纪》。阿利埃斯指出：“中世纪没有儿童”。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把儿童作为缩小的成人来看待，人们只承认短暂的幼儿期的特殊性。“儿童”是一个晚近的概念，“儿童”的概念一直要到17世纪，随着新教以及中产阶级兴起才逐步被建构起来。（1）阿利埃斯提出“儿童”是一个历史建构概念的观点对西方儿童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后来者提供了以“儿童”概念作为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切入角度，而且使用的材料也是以往社会历史学家很少使用的，比如传记和肖像画等。《儿童的世纪》的问世掀起了一股研究儿童史的热潮。随着对儿童研究的深入，关于儿童生活的资料出现得越来越多，人们从当初追随阿利埃斯的研究范式到对阿利埃斯的观点及使用的材料提出质疑，继而反思其的研究范式的局限。这其中的学术碰撞、对话等交流既促进了人们对“儿童”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思考，也对我们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带来了很多启示。因而，我们先从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谈起。

一、从“儿童”概念的历史建构论到本质论

虽然后来学者对阿利埃斯的某些论断多有诟病，但对“儿童”是个历史建构的概念从未动摇过。不同的国家、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看待儿童的方式，也就会建构出不同形态的儿童观。阿利埃斯考察了中世纪以来人们对待儿童的态度，发现：中世纪人们对儿童期是漠视的，儿童在未成年就穿上成人式服装进入到工厂工作；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疏远的，因为儿童的死亡率很高；孩子尚未成为家庭的中心，因为那时家庭是社会性的、开放的，没有核心的小家庭，也就没有现代家庭的隐私性。中世纪没有对儿童进行教育的观念。孩子一断奶，或者断奶后不久，就自然成为成人的同伴。因而“人们认识到，对于生活，儿童还不够成熟。在让他们进入成人世界之前，儿童必须受到一种特殊的对待，一种保护性的隔离”。这种“隔离所”就是学校，学校将此前不受拘束的儿童关闭在一个有纪律且日益严格的体制中。对教育的关注完全改变了社会，学校将儿童从成人社会拉回。（2）从而，“儿童”被发现了，现代的“儿童”观念建立起来。

阿利埃斯使用了传记和图像等社会历史学家很少使用的资料来证明关于“儿童”的观念有着漫长的历史建构过程。既然“儿童”是历史概念，是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也就是说“儿童”的内涵并非是唯一的、确定的、恒久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建构出属于自己时代的“儿童”观，那我们就不能指认哪一段历史有真的“儿童”，哪一段历史没有真的“儿童”。事情的吊诡就在于，当阿利埃斯指出中世纪没有儿童时实际上就推翻了自己关于“儿童”是历史建构的观点。当阿利埃斯考察中世纪的儿童史时，他头脑实际上有个预设的“儿童”观念：家庭常常是核心小家庭，有一定隐私性。“儿童”常常是家庭的中心，父母非常关注儿童的成长和健康，儿童度过婴儿期后常常要到学校接受教育等等。显然，这个关于“儿童”的观念是现代的。他正是拿着这个现代的“儿童”观念到中世纪去搜寻那些恒定不变的“儿童”。这种搜寻结果显然是徒劳的，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历史上的成人对儿童的态度也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变化，既不会超验性地存在一个单一、普遍、永恒的“儿童”概念，更不会先验性地存在一个现代才建构出来的“儿童”概念。

阿利埃斯逻辑的致命悖论就在于“儿童”概念需要历史建构和逻辑论证，但一经诞生反而成为不证自明，获得了一种超历史的“神话”品格。既然承认“儿童”是个建构的概念，为什么又立刻把它本质化后去衡量古代有没有恒定不变的儿童观念？有论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世纪社会欠缺“我们的童年概念”，而其他形态的童年建构当然是存在的（黑体是原书作者所加）（3）。阿利埃斯大概忘记了，中世纪对儿童的漠视也是一种儿童观，不过不是“我们的”儿童观罢了。

无独有偶的是，尼尔·波兹曼在1982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也遵循着相同的本质化思维。波兹曼是通过对印刷术的考察研究来完成他的论述的。他指出15世纪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这个崭新的符号世界要求确立一个全新的成年概念。就定义而言，新的成年概念不包括儿童在内。于是儿童被从成人世界里驱逐出来，被安置在一个成人专门为儿童打造的新世界里，这个新世界就是“童年”。他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是中世纪是“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童年”不过是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被成人建构出来的。（4）他说：“中世纪没有儿童成长发展的概念，也没有学习需要具备必要前提和循序渐进的概念，更没有学校教育是为进入成人世界做准备的概念。”（5）他的关于“儿童”的文化假设无疑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他也曾和阿利埃斯一样做过同样徒劳的努力：到历史中去找寻那个“铁板一块”的、恒久不变的“儿童”。

波兹曼还比阿利埃斯有更进一步的推论，他还把这种“儿童”本质化的努力贯彻到未来。他刚刚论述完印刷术如何创造了“童年”，紧接着又论述电子媒介如何使之“消逝”。波兹曼首先把“儿童”概念固化，“纯真”是其主要品格，使其拥有“自明性”和“超验性”，然后去套解古代的文化现象得出中世纪是“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又去套解未来的文化现象，在电子媒介的侵袭下的未来，“纯真”的“儿童”将要“消逝”。

张嘉骅曾对波兹曼从建构性的表述逐渐过渡到本质化有精彩的论述：这种过渡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完成的，即：承认童年概念是一种建构性的发明，但接着将童年概念定位在某些定性定量的特质，并被作者加以理想化，比如“纯真”、“善良”，然后结合时代性的考察，以强调它的“渐无”来反衬出它的“本有”和“应有”。既忽略了童年概念的再生能力，也忽略了童年概念从来就不是单一、纯粹的概念。童年概念在这里被巩固成为一种带有强烈价值判断的本质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