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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捷克作家的“疯狂世纪”(一)
2016-10-04 19:52:10 来源: 作者: 【 】 浏览:2811次 评论:0

一个捷克作家的“疯狂世纪”

2016年09月09日12:09 来源: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付如初


他叫伊凡·克里玛

在读到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两卷自传《我的疯狂世纪》之前,我先读的是崔卫平翻译的他的一部随笔集——《布拉格精神》。这本书的文章被划分为五个部分,探讨的问题涵盖了童年、记忆、文学、传统、世俗和极权主义等等很多方面。

几乎从一开始,我就被他强悍的思考力击中了,那是一种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智慧,一种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只属于读书人的冷峻和清醒。当然,这其间也不排除我对捷克文学、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亲近感,因为,我似乎总能从中找到更深层次理解本民族很多文学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有效资源和参照物。比如他在对比思考纳粹德国和苏联对捷克的占领时说:“通常并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它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人,身在其中,只有绵延无尽的无力和绝望,像在全副武装的纳粹看押下、被打上耻辱烙印的犹太人的队伍。他认为,这种绝望感决定了他的观念和写作的主题,但“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唯一拯救世界的希望不是复仇,而是“宽容”。

要知道,作为犹太家庭的一员,他和家人一起被关进纳粹的集中营长达三年,见证了无数的死亡;被解救之后曾视苏联红军为正义的化身,他父亲也由此具有鲜明的“左”倾倾向,加入了共产党;而他的两个舅舅死在为苏联工作的地下斗争中,以至于布拉格的一个广场以他们兄弟的名字命名。

之后克里玛亲历“布拉格之春”、苏军占领和“天鹅绒革命”,也亲见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捷共政府清洗关押,直至开除出党。他自己,则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作品不能在国内出版,只能靠地下出版或者由人秘密带往国外。一度,他也不被允许参加任何和文字相关的工作,只能靠领因花粉过敏而定义的残疾人救济金生活。无论是信仰还是经历,似乎都没有给他“宽容”世界的理由,然而,他仍理性而平和。

据说,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远不如米兰·昆德拉的捷克作家,在捷克国内的声誉却远远超过米兰·昆德拉,而且作品被全世界翻译的语种仅次于他。因为拒绝流亡、因为参与“布拉格之春”,并一直坚持为争取创作自由而斗争,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写作始终和捷克这个民族血肉相连,使得克里玛和赫拉巴尔、哈维尔并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一说是哈维尔、米兰·昆德拉和克里玛),在捷克作家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而红遍了全世界的米兰·昆德拉,捷克国内已有二十年不出版他的书。他被视为失去了和本民族联系的、靠展览捷克经验取悦外国人的作家,他的“国际主义”甚至被视为是一种文化上的“叛国”行为。对这个曾经在“布拉格之春”中并肩战斗的同志,伊凡·克里玛也感受到了米兰·昆德拉出国之后写作上的不中肯,也理解国内读者之所以敌视他,是因为他在国外享受着表达自由的时候,捷克国内正在最深重的苦难中挣扎。但克里玛仍然认定,米兰·昆德拉是“这个世纪伟大的捷克作家之一”。正如他理解赫拉巴尔曾向当局表达的忠诚,只是为了出版作品,而不是关心政治、更不是政治投机一样。他依然坚定地认定,整天泡在酒馆里的赫拉巴尔是捷克最伟大的散文作家,是捷克文学的“君主”。

伊凡·克里玛有一种智者的冷静和客观,更有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尤其是当这种独立思考被视为异端,放弃它可以获得一切的时候,思考这种行为本身都可以变成代表一个作家的思想质地和人格格局的勋章。

当然,用文学思考捷克的命运这件事情本身,对克里玛而言还远不止这么简单。苏联坦克开到布拉格的时候,克里玛和情人身在国外,妻子在另一个国家,父母和孩子也完全有能力离开布拉格。他可以像很多作家那样,做一个流亡作家。但他几经斟酌,还是带着“不确定、恐惧和放松”交织的感觉,冒着“再进集中营”的危险回了国。而在他不能出版作品、被审查被监视的时候,他总是让自己避免更激进,以免被劝离或者被驱逐。他不想离开捷克,不想离开母语。他幽默地说:“英语可以说一切,但表白爱情怎么能不用母语呢?”

他的世纪“疯狂”的与众不同

应当说,全世界的读者都不缺乏对“疯狂”的二十世纪的认识。这个集中了两次世界大战、集中了两个阵营的“冷战”、见证了人类制度的革命性创造和革命性变化、经历了人类的毁灭性灾难、甚至人性的根本性颠覆的世纪,给人类留下了无穷无尽的伤痛,当然,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精神资源。我们从太多的历史读物和文学作品中,见证了这一切。

然而,克里玛的伤痛和从中汲取的信仰思考和精神警示,依然能够掀起头脑风暴。不只是他作为一个灾难个体的独特性,也不只是泛泛而言的,他在一个经受了旷古灾难的东欧弱小民族中的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式,是他作为具有特殊内涵和独特历史意义的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在思考历史和未来、时势和命运、精神和自由、独裁和极权等等方面的独特感知和独特表达。一句话,伊凡·克里玛借由一本自传所达到的对一个世纪兼具宽度和纵深的描述,以及由此达到的对历史的洞察和对文学的贡献,乃至对宏大的人类问题的思考深度,不仅因为他作品的主题,更因为他文字的质量。

伊凡·克里玛出生于1931年,而《我的疯狂世纪》则从他开始有记忆写起。在被关到集中营之前,他的记忆是短暂而美好的:父母虽是犹太人,但不信仰宗教,他们出身贫寒,但非常勤奋,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毕业于商学院,是法国公司的职员。仿佛是突然之间,纳粹来了,他们因为血统进了泰雷津集中营,接着分离、饥饿、死亡、恐惧等等一股脑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飞速旋转起来。

整部自传,克里玛采取的都是两条线索并行的叙述方式:全书的主线是叙述经历,按时间线索回忆自己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经历;另一条则是谈论话题,用一篇篇探讨某个相关问题的杂文,讲述自己精神生活和思想生活的蜕变。比如,讲完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他紧接着附上一篇叫《极限》的杂文,综合自己在集中营面对死亡的极限体验和突然被解放的极限体验,探讨极限经历可能带给人的犀利和偏颇。同时,他还对比和平时期人们在乏味的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体会一种人生的悖谬,那就是“没有体会到深刻的苦难就很难真正体会到深刻的幸福”,幸存者的极限经验会转变成一种极限智慧。在与苦难和意识形态纠葛缠斗的时候,他始终未能忘掉人生,他将极限和日常、战争和世俗巧妙地衔接在一起。

读人物自传,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感性地体会他的经历和传奇的同时,还能理性地直接认知这些经历和传奇背后所牵涉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逻辑。尤其是对有文化隔膜和历史隔膜的外国读者而言,他不只是让人了解和感受,更催人思考和怀疑。他的自传无限拓展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部自传的定义。他表达自己,同时也在启迪智慧。只需要看看他附在每一章后面的杂文标题,即可明了他探讨的都是何等重要的问题,他的书中该有什么样的思想容量。比如:思想杀手、乌托邦、恐怖与恐惧、需要信仰、独裁和独裁者、知识分子的背叛、愚民或有关宣传、挥霍的青春、秘密警察、关于精英、关于团结等等。在22篇这样的小文章中,他几乎探讨了与人类社会有关的方方面面,不止是宏观,更多的是史实和细节,甚至他还会联系历史上的种种宗教现象。

伊凡·克里玛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个疯狂世纪建立了一份历史档案。

所谓历史,更多的时候并不具有实践的功能。正如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说的,无论我们在天才的引导下找到多少重新认识历史的角度,比如马克思说要注意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黑格尔提示重视多种文化现象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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