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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捷克作家的“疯狂世纪”(二)
2016-10-04 19:52:10 来源: 作者: 【 】 浏览:9928次 评论:0
相互关系和制度的生命力、弗洛伊德提示重视个人经验中的非理性和无意识因素的重要性等等,我们都无法借此推算未来将会如何。未来的运行总是超出历史的暗示。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是重新认识历史,从而更深刻地体会自己身处的现实。面对现实,而不是未来,有时候是历史最大的功用。

而很多小人物的历史之所以会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视,甚至随着历史的发展,其所获得的情感功能和认识功能都会远远超过大人物,是因为唯有他们才真正体现了历史进程中,绝大多数人做了什么,承受了什么,他们才是人类生活和经历的“极微量元素”的连续体(托尔斯泰语)。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引起更广泛、更持久的情感共鸣,是因为他们弱小而“无辜”,他们是被“大人物”左右的力量,他们是被动参与人类在一次次战争和变革中所体现出来的可塑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所谓的人类进步,某种程度上只是制度的进步,人性没有进步。人性永恒。

他用理性对待“疯狂”

在已经出版的两卷自传中,克里玛在时间上写到了“天鹅绒革命”成功,哈维尔当选总统,他们这一代作家重获创作自由——当然,后来,更多的变化早已发生,很多问题依然无解。在五十多年的历程中,克里玛既塑造了一个现实的自我,也刻画了一个精神的自我。现实的自我,在“疯狂”的外部世界中如此无辜和弱小,因而显得整部书都是精神的经历盖住了现实的经历。再加上克里玛长于理念和概括的表达方式,更使得现实的自我显得扁平,而精神的自我更为丰满和充实。

甚至,原本该做主干的经历和故事,都变成了密集思想的点缀。哪怕是克里玛坦率书写的自己的两次婚外情,都没有任何世俗气息——他和妻子海伦相互坦诚地交谈彼此出轨的感受,然后相安无事。当然他也检讨,自己把婚外情这种事情都归结为“时代”,也有失厚道。

有关精神的自我,对克里玛而言,对在极端情境下不断寻求人身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作家而言,太重要了,也太急迫了,让人无暇他顾。有时候,我甚至都恍惚,我是在读一本自传,还是在读一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这种感受,跟读卡夫卡和米兰·昆德拉的感受接近,他们仿佛都不是在写故事和人物,而是在表达某种需要探究、需要解密、需要不断破译和阐释的人性隐喻或者政治隐喻。即便是更为幽默和有趣、举重若轻的赫拉巴尔,仿佛也充满了神秘的隐喻和暗示。

克里玛在书中也写到了对卡夫卡的认识、对米兰·昆德拉的认识,当然,写到了与更多作家的交往,比如哈维尔,比如赫拉巴尔,还有因创作《鼹鼠的故事》闻名世界的兹德涅克·米莱尔等等。他还记录了萨特和波伏娃对捷克的访问、他和来自自由世界的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对谈等等。

当然,他也无时不在思考捷克文学的传统,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他说,在占领政权时候的捷克,“作家被迫说含有寓意的话,寻找各种隐喻,这样才能显得与现实不相干,以便在和审查者的争论中捍卫自己的意图”。同时,作家和读者都对“荒谬”感兴趣,都在努力捕捉政治制度的荒谬,而不是人生的荒谬。尽管他认同托马斯·曼在《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中,对现代人精神政治化、把政治当成精神世界的唯一处所的犀利批评,但他还是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所生活的制度下,一切都已变成政治问题。”

在书中,他写到的两个人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他的工程师父亲。在纳粹占领期间,父亲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被迫为纳粹工作,但他的思想是鲜明左倾的,也做了一些秘密的斗争。战争胜利后,父亲的专业技术还被需要,但为纳粹服务的历史问题则需要审查,为此,他甚至被审判、被抄家,直至被捕入狱、被开除出党。终于被释放出狱之后,他毕生都为重新恢复党籍而努力,这种努力在多年后甚至变成了父亲的遗愿。

第二个是赫拉巴尔,那个写作著名的《过于喧嚣的孤独》的天才作家赫拉巴尔,那个从妻子的角度写自己的自传的赫拉巴尔,一个整天泡在金虎酒吧的、可爱的作家。书中写到,在和占领政权争取创作自由的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作家们空前的团结。克里玛和他的几个朋友并不属于赫拉巴尔最亲密的圈子,但出于对他非凡的创作实力的尊重,他们决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他送一份六十岁的生日礼物,于是他们编写了一份“诏书”,加封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为“捷克文学君主”,并庄严地赠给他本人。

这充满了好玩儿的仪式感的一幕,是全书中特别温暖,也特别轻松的情节。一个作家的价值在充满了“爱嫉妒的竞争心”的作家群体之中、在那么严酷的创作环境之下被如此尊崇,在世界文坛上都不多见。当然,伟大的赫拉巴尔,充满了奇思妙想和幽默精神的赫拉巴尔,那个把世界文学的水准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赫拉巴尔,完全值得这样的尊崇。然而,不久,赫拉巴尔就发表了有损尊严的、拥护现有文艺政策的文字,还不惜为此修改自己的小说。

克里玛对比了他最好的小说之一《时间静止的小城》未经审查前和被审查后的片段,忍不住为赫拉巴尔惋惜,当然他也为他辩白:为什么当大多数人都屈服的时候,要求作家做英雄呢?然而,赫拉巴尔自己没有解释,也没有辩白。他只是不停地写作,偶尔把未经审查的版本寄给地下出版社。

伊凡·克里玛没做过这样的“糊涂事”,但他体谅、理解。包括对苏联占领后的流亡作家,在去与留问题上的选择,他说,关键只在于“一个人认为什么样的价值对他的生命最重要”。接着,他提到捷克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奇事:我们所有的总统,除了瓦茨拉夫·克劳斯之外,都曾在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里移民或被监禁。

每当看到疯狂世纪造成的人性疯狂的时候,他都把自己和所有人一起放在历史之中。

克里玛的“悖谬”

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这篇文章中说:卡夫卡经常抱怨,在布拉格,每一件东西都是小而狭窄的。2012年,我曾经到过卡夫卡居住的布拉格“黄金小巷”,那种精致的窄小和近乎压抑的逼仄,或许决定了他的作品只能向内,只能面向无限的纵深而不能面对更广阔的世界——而克里玛说,对一个只能承受而不能改变他自身的历史和命运的城市而言,这种小而狭窄,是一种“人性的尺度”,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保存方式”,也是他感受到的这个城市最核心的“悖谬”精神之一。否则,这个城市,这个民族怎么能够熬过那么多次的被占领、解放、又占领、又解放呢?他们怎么面对互相对立的东西在生活中来回出现,怎么克服那难以计数的绝望呢?

“悖谬”是克里玛概括出来的布拉格精神。在他看来,这个城市,从建筑到行事风格,无不体现了这种“悖谬”。而每一个布拉格人,也无不沾染了这种“悖谬”。他在自传中,也反复触及和呈现这种“悖谬”。当然,也因为对这种“悖谬”的体会,他从未流露任何可能令人反感的、基于阅历而产生的智者的优越感。能够在一本自传、一种最自我的文体中,努力摈弃看待世界和人的封闭式眼光,努力为读者打开更宏阔的世界和更多元的视角,几乎可以看作伊凡·克里玛对“悖谬”最深刻的理解。

他在书中写,一个美国记者采访他,问了一个很多人都不好意思问的问题:为什么你的同龄人都死在了泰雷津,而你却活了下来。他显然无法回答,只能推断各种偶然,包括父亲的、运气的等等,然后他不无悲愤地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活了下来,这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也不是我的过错”,进而,他说:“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在这里你必须回答为什么他们没有杀死一个孩子。”

至于在后来的描写中,在经历被抄家、被审查、被监视等等种种极端情况的情形下,“悖谬”的如此渗透更是比比皆是。它如此浩瀚,如此驳杂,如此卓异非凡,如此箴言连连,以至于使得整部书都像一部充满了思辨色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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