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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一)
2018-11-20 19:58:03 来源: 作者: 【 】 浏览:1370次 评论:0
文学的时代,时代的文学——“莫言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中国作家网 | 石立燕 丛新强  2018年11月19日14:13



从1978到2018,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的40年。40年间,中国的文学也从僵化的一体化格局走向多元化的开放道路。在与世界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对话中,中国作家建立了文化自信。莫言作为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也彰显了40年的文学成绩。为了总结40年中国文学的成就和宝贵经验,思考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2018年11月10-11日,由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莫言与世界文学艺术”研究中心(筹)主办的“莫言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召开。

开幕式由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曹现强副校长主持。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永兵为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教授颁发了兼职特聘教授证书。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邢占军对所有参会嘉宾表示了欢迎,他说莫言与山大有缘,山大也将莫言文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的举办,能让各位有识之士各抒己见,碰撞思想,获得更多更新的学术灵感。张志忠教授做了《莫言与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的主题发言,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成就了中国文坛的黄金一代。作为莫言曾经的同事、好友的山东大学贺立华教授则以莫言与山东大学的密切关系为切口,讲述了他眼中这个与山大“渊源颇深、故事很多”的莫言,以及莫言获诺奖后在山大任教的趣闻。贺立华回忆了莫言受聘为山大硕士生导师时的激动与忐忑,还记着莫言的话:“作家写不出好作品,臭的是自己,而教授教不好学生,却是误人子弟。”来自国内外5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和有关单位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百余人共聚一堂,围绕着“莫言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会议议题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背景中的莫言研究、改革开放背景中的作家个体研究和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三个层面。此外,会议期间还专门组织了学界与期刊媒体的专题对话会。

一、改革开放背景中的莫言研究

莫言研究是整个会议的中心。莫言1981发表处女作,至今仍笔耕不辍,他是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创作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几乎同步,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彰显了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成绩。与会学者认为,要从时代的角度让莫言研究回归历史与现场,将莫言研究与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探讨,以期推动莫言研究向纵深发展。

第一,关于莫言研究的再思考。近年来,尤其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关莫言的研究蔚为大观。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丛新强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国内研究文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展开:(一)莫言获奖的原因、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以及“翻译”的角色问题;(二)莫言作品的世界性,主要集中在莫言与马尔克斯、福克纳以及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等作家的比较研究;(三)莫言与中国叙事传统的渊源,尤其是莫言对《聊斋志异》的精神与鲁迅传统的继承创新的研究,与本土当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也受到关注;(四)回归莫言作品本身,立足文本细读和辨析,从创作整体、文本叙事等层面进行再解读。丛新强坦言,莫言研究存在大量的重复,作为一个学者要不断发现新的学术观点,不断寻找新的学术阐释。

与国内莫言研究的再思考相对应,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宁明对诺奖之后国外莫言研究进行了考察,认为英语世界的莫言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回应有关莫言获得诺奖的政治性解读、研究莫言作品与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文化视野下的文学审美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视阈下的研究。同时认为,文学翻译存在误读,而正是误读促进了作品的海外传播和接受,因此是有价值的。

山东大学副教授史建国对“莫言与地域文化”研究进行了再思考,他认为,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许多成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通过问题的分析,史建国进一步指出,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应当注意区分文化共性与个性。这一论述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从文化角度进行莫言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对莫言研究现状的梳理、对“莫言研究热”的“冷思考”是必要而有意义的。目前,莫言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哪些研究是重复无效的?还有哪些可供开掘的学术空间?对莫言研究的再思考,显然有助于将这些问题推向深入。

第二,关于莫言作品的整体性研究。在文学观方面,西藏民族大学教授胡沛萍对莫言否定自己早期作品的现象进行解读,做出积极的价值阐述。湖北警官学院讲师周文慧通过考察莫言的演讲、访谈及创作谈,对莫言的文学创作观念从语言的使用、结构的安排、故乡背景的设置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宗刚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对莫言成长为作家的内在肌理进行分析,莫言走向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外国作家、外国精神导师的引领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同时莫言还具有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吸收整合的“核心技术”。作为呼应,曲阜师范大学讲师李晓燕提出了莫言创作源动力的问题,认为莫言文学在典型人物创作、开辟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新历史主义书写等方面皆呈现出鲜明的原创性特征,莫言原创力的渊源体现在生命天赋、故乡文化、时代资源、阅读经验等方面。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洪岳和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唐长华则分别从宗教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莫言的整体性研究。前者认为,莫言从上世纪80 年代刚刚开始创作时的“天马行空”,而且“痛恨所有的神灵”的亵渎和反叛姿态,到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好谈鬼怪神魔”,再到新世纪作为创作主体开始不断地萦绕着悲悯、罪感和忏悔意识的演变过程,正是莫言宗教情怀和信仰维度在创作中的体现。后者则从齐文化的角度解读莫言小说的抗争和反叛精神,梳理了莫言小说中先民反抗的精神图谱,进一步阐明了莫言小说所蕴含的精神底蕴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第三,从接受、影响、批评、传播的角度切入莫言研究。作为一个跨越了改革开放40年的作家,莫言文学的接受状况如何?在当今“浅阅读”“轻阅读”和“碎片化阅读”的趋势下,莫言文学的接受又面临怎样的挑战?莫言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乔世华认为,莫言作品在年轻读者群体中存在误读现象,这与年轻读者缺失近现代历史教育、生活经验以及阅读经验有关。如果读者不能理解莫言作品的文学书写,那么,莫言文学作品的接受动力又从何而来呢?在这个基础上,乔世华进一步提出了成为经典的传统作家如何对待作品接受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探讨是有危机意识和现实意义的。

宁明则提出了莫言作品在海外的接受问题。她认为,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广,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化的批评方式拓宽了莫言文学研究的边界,有助于向异质文化中的读者传播中国文化。由于宗教文化是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让外国读者更好更客观地理解莫言文学,宗教文化可能是打开认识之窗的一个途径。

批评与创作本就是一体两翼,两者相互促进,密不可分。山西省孝义市文联主席马明高对莫言的三种新作(小说《故乡人事》、戏曲剧本《锦衣》和现代诗《七星曜我》)进行了探讨,引出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新作从语言、思想深度及人物塑造等方面回应了之前批评家对其作品的质疑,肯定了莫言新作中体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和民间立场,认为批评家的批评为莫言创作提供了滋养。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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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莫言与 四十 国文学 责任编辑:赵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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