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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改革文学的扛旗者(一)
2019-01-20 17:53:15 来源: 作者: 【 】 浏览:1377次 评论:0
蒋子龙:改革文学的扛旗者


来源:《传记文学》 | 李静 


在中国当代文学塑造的人物长廊中,“乔厂长”——乔光朴无疑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小说人物之一。1979年,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当年第7期上发表。一时间,小说中这位主动要求到濒临破产的重型电机厂担任厂长、并以铁腕手段推行改革的乔光朴厂长,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蒋子龙回忆说,当时甚至“有人贴出大标语欢迎我的‘乔厂长’到他们那里去‘上任’”。可见,乔厂长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是多么恰逢其时,寄托了当时多少人变革现实的热切期待。在通行的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文革”结束之后,以追求城市和农村现代化为主旨的文学类型被归为“改革文学”,而乔厂长则堪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蒋子龙也就顺其自然地被视为“改革文学”的扛旗者。继1979年发表《乔厂长上任记》之后,他笔耕不辍,1980到1982年间井喷式地创作了《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新港》1980年第5期)、《开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狼酒》(《中国青年报》1980年9月20日)与《拜年》(《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等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生动而全面地记录了改革初期工业生产领域的变革历程。

对现代大工业有着特殊兴趣与深刻观察的蒋子龙,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作家。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子弟,也曾是参与绘制祖国领海蓝图的海军士兵,更是一名曾经长期奋斗在生产一线的车间工人。事实上,直至在文坛上“功成名就”以后的1982年,他才被调入天津市作协,成为一名职业作家。2010年,业已69岁的蒋子龙回顾道:“我现在常常集‘三老’于一身:‘老工人’、‘老兵’、‘老作家’。唯‘老作家’担不起,我以为作家能称‘老’,不是光靠熬岁数,成就最重要。‘老兵’则可以认领——1960年的兵,还不算老吗?至于‘老工人’,领之泰然,且欣欣然。”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老工人”,这并非只是自谦的缘故,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认同。由此我们也便明了,为何蒋子龙总是喜欢自称为“工人作家”。在晚年的自述中,他没有认领“改革文学”扛旗者的尊号,而是不断强调工厂生活才是他写作工业题材小说的活水之源。纵观蒋子龙的创作生涯,不难发现正是有赖于极为丰富的工厂生活经验,他手中的笔才能够紧紧地追随时代脉动而起舞。

“工人作家”的养成

1941年,蒋子龙出生于河北沧州豆店村。童年的他看得最早和最多的“文艺节目”,就是听村里的“能人”讲神鬼妖怪的故事。在那声波构筑的另一个世界里,他滋生了对文学的最初兴趣。后来他又迷上了京剧和河北梆子,每到过年和庙会就跟着剧团跑,很多戏词儿都能背下来。到了小学四年级,初通“识文断字”的他,便迫不及待地做起了“念故事的人”。夜灯初上,他便趴在炕上给村民念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济公传》等,都是他书场上的读物。12岁进沧州城,14岁赴天津卫。一个农村子弟在天津念起了中学,多多少少会受到一点歧视。1958年初,一向成绩优异的他在“整团运动”中成了全校重点“帮助对象”,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原因是他有着“想当作家”的名利思想。突然遭此“莫须有”的罪名,生性倔强的蒋子龙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恶气,他开始发了狠劲地写稿子,想要真的发几篇文章给批判者瞧瞧。可惜他投出的稿件全都如泥牛入海,对文学的首轮冲击宣告“惨败”。很快,他就从中学顺利毕业,并死心塌地地进入了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学习,他对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同样有着强烈的兴趣。从技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天津铸锻中心厂(后更名为“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作。此时的他把成为大工匠(即八级工)作为人生目标。只不过生活里不能没有小说,每天不管多忙多累,蒋子龙都必须要翻上几页书。

1960年,就在工厂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蒋子龙应征入伍,穿上了海军军装,并考取了海军测绘训练学校,光荣地加入到新中国领海绘制的事业中。按照他的话说,人生走到这儿,“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无巧不成书的是,在部队期间,蒋子龙与文学的缘分居然更进了一步。当时的部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蒋子龙被认为是最会“摇笔杆子的人”,话剧、相声、快板、歌词,无所不写,包打天下。这时的他把制图当作自己的本职工作,文艺创作不过是“不务正业”。但当他亲眼目睹一位农村社员因为他写的诗而感动落泪时,他被深深地震撼了,开始重新看待手中的笔,更加敬重文学的力量。他和年幼时那个浸泡在“闲书”中的自己,再度相遇了。经过长期练笔和不懈努力,他的小说处女作《新站长》终于在1965年的《甘肃文艺》发表。这篇小说源于真人真事,讲述了一位气象站站长在战时状态下不敢预报天气,不想承担责任,进而延误战机的故事。把真事化为故事,仿佛有什么力量在推着蒋子龙往下写:“一打算写小说,我认识的其他一些性格突出的人物也全在我脑子里活起来了,仿佛是催着我快给他们登记,叫着喊着要出生。” 从这篇作品开始,蒋子龙的创作模式已经很明确了,那便是生活“逼”着他去写下最真实的观察和思考。

也就是在1965年,蒋子龙复员转业,重回天津重型机器厂。不久,“文革”爆发,他退回车间,从工人一步步升为生产组长、工长、车间主任。在此期间,他陆续发表了《三个起重工》《弧光灿烂》《压力》《春雷》等作品,逐渐成长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工人业余作者。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进一步深化。同年10月底,第一机械部在天津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落实中央钢铁座谈会(1975年5月8日-10日)的工作精神,目的是“抓革命、促生产”。蒋子龙作为天津重型机器厂的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令他眼界大开,许多知名大厂的老干部和老厂长齐聚一堂,令他产生了“一种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敬佩”,被各地工厂领导“抓生产”的事迹深深打动。他回忆道:“我当时正被大会上的一些人物所感染,经历了近十年“文革”的压抑和单调,这种从骨子里被感染的经验是很新鲜的,身上产生了一股热力。” 正当此时,复刊在即的《人民文学》稿源缺乏,编辑许以、向前专程赶来天津,找到了正在开会的工人业余作者蒋子龙,约他为《人民文学》写稿。双方一拍即合,蒋子龙的“热力”终于有了发光发热的机会。他在会议期间(此会开至11月初),便一气呵成写下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小说中的机电局长霍大道是以出席会议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冯文斌与另一位会上认识的南京汽车厂副厂长为原型。《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在《人民文学》复刊后的首期,即1976年的第1期上,而且作为复刊后推出的重磅之作,被刊登在十分显眼的位置。事后看来,正是这次机缘巧合的约稿,彻底改变了蒋子龙的文学生涯和人生命运。


笔尖上的改革风云

在文学“国刊”上发表作品,既让蒋子龙名声大噪,同时也把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走向峰巅还是坠入谷底,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从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编印的简报来看,《机电局长的一天》(以下简称《一天》)发表初期,好评不断。据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回忆,叶圣陶、张光年、陈荒煤等老同志都很喜欢这篇小说。但1976年前后的政治风向瞬息万变,暗流涌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又异常密切。《一天》发表不久以后,全国便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到了1976年3月,编辑部简报上的读者来信便有一半都认为《一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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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蒋子龙 文学的 责任编辑:赵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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