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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改革文学的扛旗者(二)
2019-01-20 17:53:15 来源: 作者: 【 】 浏览:8598次 评论:0
在严重错误。原因是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霍大道不是“革命小将”和“新生力量”,竟然是一个“瘦小干枯的病老头”,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没有体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被冠上了“宣扬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帽子。3月15日,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召开了一次创作会议,蒋子龙到场参会。于会泳在18日的报告中指出,有些“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不对,作者应当勇于认识错误,主动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于会泳不点名批评的正是在座的蒋子龙。这次会上还决定让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作公开检查。同时,为了遵照“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指示,蒋子龙还被安排参与了话剧《红松堡》创作组,并写出了反对走资派的小说《铁锨传》。《人民文学》编辑部计划把《铁锨传》和蒋子龙的检查放到1976年的第4期一起发表。蒋子龙心不甘情不愿,写出来的检查始终不“合格”,后来几经修改,终于没耽误在第4期与《铁锨传》共同刊出。

未曾料到,因印刷厂机器故障和地震的影响,第4期延期了半个月才出刊。就在这短短半个月里,事情又出了岔子。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中编发了《一天》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反向,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因此,批判《一天》的调门就越来越高,力度也越来越强,《人民文学》编辑部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不过,伴随着“文革”走向尾声,对于《一天》的批判也盛极而衰,逐渐不了了之。历史和蒋子龙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文革”结束后,《一天》虽不是“大毒草”了,但他为了“戴罪立功”发表的《铁锨传》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为此天津市委还成立了“蒋子龙专案组”。他回顾这段心惊肉跳的历史时,只能自嘲道:“为一位业余作者单成立一个专案组,在全国大概只是我有这份福气。”

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自然让蒋子龙刻骨铭心。很长时间以来,他下定决心与文学告别,一门心思当他的车间主任。1979年春天,他因病躺倒在医院里,手术的疼痛期尚未过去,《人民文学》的编辑王扶就冒雨前来慰问。王扶到访,首先是为《一天》的批判事件致歉,而更为重要的目的则是想要“收拾旧山河”,再次向蒋子龙约稿!蒋子龙已经两年多没有动过笔,憋了一肚子的话,对工厂的现实问题有着太多太多的见解和看法。他压抑了许久的心再次颤动了,当时他的专案组还没有撤销,他就躺在病床上构思新小说了,摩拳擦掌想要通过小说干预现实生活。后来躺也躺不住了,就申请提前出院,利用几天休假时间便写下了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此时的时局早已与他发表《一天》的1976年大有不同:“文革”正式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也已召开完毕,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过,人们在具体事情上的判断和认识还不完全一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后,便收获了两极分化的评价:一方面,天津文学界对它猛烈批判,9到10月间,《天津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批判文章,总的观点是认为这篇小说正面描写了“文革”造反派郗望北,因而是反对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另一方面,北京的《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编辑部则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赏。时任《文艺报》编辑的刘锡诚便奉主编冯牧之名,写下了《乔光朴是一个典型》,此文被刊发在《文艺报》“第四次文代会专号”上。刘锡诚在该文中指出乔光朴是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的闯将。其他支持者也有着类似的观点,纷纷把乔光朴标举为“具有时代精神的先锋人物”(冯牧)、“四化的带头人”(宗杰)、“新时期的英雄形象”(金梅),等等。那么,为何北京方面会对这篇小说推崇备至呢?原来,“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中的哀怨情绪弥漫,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多,“向前看”的积极的作品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文艺界特别希望能够出现反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文艺作品,特别需要能够配合人民群众恢复生产迫切心理的文艺作品。如此看来,《乔厂长上任记》的出现非常及时,开辟出追求四个现代化的崭新创作主题,犹如“迎着春天里吹来的一股冷风而绽蕾怒放的鲜花”(宗杰)。最终,乔厂长被树立为四化建设中的头号“新人”,成为新时期的英雄形象。

争议背后的“真意”

除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和《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的很多其他小说发表后也都曾引发争议。比如1980年发表的《开拓者》中虚构了一位D副总理,激怒了不少人。再比如1984年发表的《燕赵悲歌》、1985年发表的《阴差阳错》等作品也都曾招致或大或小的风波。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印象,蒋子龙始终站在改革的潮头,是时代中的风云作家。正如蒋子龙自述,他的文学是“入世”的文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并不代表随波逐流或是盲目地追求轰动效应。当时代的喧响散去,留下来的是蒋子龙对于那个特定时代的观察与思考。“争议”之外,尚存“真意”。

以他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为例。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够被铭刻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除去“时势造英雄”的幸运,其中更为内在的原因是,小说凭借若干典型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社会群体在时代转型中的位置、心态、选择与行动方式,提供了一幅转型期的工厂“群像图”。进而言之,《乔厂长上任记》不是“改革纪实”,不是事后被拿来论证改革正确性的论据,而是以文学的方式探讨了改革初期现代大工业内部组织管理方式的调整及其带来的人心震荡,诚实而真挚地描摹出改革的动力与困境所在。

在“改革文学”中,还有一部重要的作品——柯云路的《三千万》。这部小说以老干部丁猛对经济指标“三千万”的核算作为故事主轴,塑造了一位具有责任感与开拓精神的老干部形象。乍看之下,《三千万》与《乔厂长上任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蒋子龙却曾坦率地指出他们之间的不同:


我跟《三千万》的作者柯云路同志说过:《三千万》这篇小说很好,但“三千万”的数字没有感情……最好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把“三千万”作为副线,不要把人物的感情、纠葛都拴在“三千万”上……我写乔厂长,乔厂长改革的成败与否,不影响乔厂长的感情,因为他的感情纠葛在他周围的人,包括上级、战友、对立面以及同他有过一段关系现在结成夫妻的人。而不在于他上任以后是否改变厂子的面貌。

需要说明的是,蒋子龙的小说里同样也充满了对数字和效率的崇拜,这是当时人们的共同意识。在这点上,他与柯云路没有什么不同。197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里就写道:“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速度和效率成为了绝对的时代关键词。不过蒋子龙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能够看到创造这些数字背后的人们。他不是要写一个老干部出山后便“势如破竹”、“马到成功”的故事,而是要把老干部放回到工厂特定的关系场域中,以老干部的活动为主轴,描写改革所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人与物关系的更新。具体到《乔厂长上任记》,以乔厂长为中心,串联起一组人物,如此一来,改革故事便被他写顺了、写活了。蒋子龙回忆说,《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人物是“跳到他脑子里”的,这些人物都有着现实中的“模特儿”——

第一个到他脑子里报到的是冀申。冀申所代表的是极善揣度政治风向、精于经营人际关系网络的某些老干部形象。他们只会用突击会战的方式抓生产,而不会“用经济的方式管理经济”。谈到公事,满嘴“研究研究”,论起私事,则神通广大。蒋子龙概括这类人的特征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他们彼此之间已经织成了一个庞大的蜘蛛网,这张网是他们用权力、地位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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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蒋子龙 文学的 责任编辑:赵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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