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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120年:理想、人文探索和世界文学(三)
2020-10-11 19:22:42 来源: 作者: 【 】 浏览:3258次 评论:0
人,这个组织旨在团结塞尔维亚青年与克罗地亚青年。普林西普,是这个抵抗组织最为知名的成员,他刺杀了费迪南大公夫妇。后来安德里奇落捕入狱。在他饱受赞誉的作品《德里纳河上的桥》,安德里奇用亘古的河流,重塑了文明的此刻。

“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是青年人聚会的地方,不只伊沃·安德里奇这样说过;还有一个正在豪放地拉着手风琴……依然是傍晚的闷热;阴森森的墓地里黑压压一片,没有任何活着的生灵,”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写道,“在《德里纳河上的桥》一书中,他把这样一种几百年来在这个地区一再流传的咏叹方式描写成哀思者对自身痛苦的一种爱慕。我并没有从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此时此刻,在这里也听不到这样的东西。”安德里奇没有目睹过后来的南斯拉夫战争,这场战争走向了《德里纳河上的桥》的反面,种族冲突乃至种族清洗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出出悲剧,“也许是这样的:坚定而开放,或者容易接受事物,或者像歌德所说的可教育,还有被看作这位德国大师的格言的一对连韵诗行——天真的/不可战胜的,连同变体——天真的-可战胜的。”

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曾在二战时期沦陷的巴黎投身抵抗运动。贝克特最早的角色是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在巴黎的联络员,他语言能力出色,低调沉稳,尽职尽责。两年后,情报泄密,贝克特不得不转移到法国南部,他穿越军事沟壑,在小山村继续开展抵抗运动。由于在抵抗运动中的贡献,贝克特获得了法国英雄十字勋章。后来贝克特创造了众多现代主义作品,“在他的作品中,甚至是在那些最黑暗、最萧索的句子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种形态、一种能量、一种活力,它们抵消了作品中的虚无主义。”詹姆斯·诺尔森在贝克特的传记中写道。

不止是抵抗运动,作家们还投身到外交、公众辩论、民族建设、反独裁、和平运动之中。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巴勃鲁·聂鲁达(Pablo Neruda)、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生前是著名的外交官。而萧伯纳( Bernard Shaw)、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都是用笔反抗的大家。更多的作家为人类的福祉和文明的传承,做着温和的工作。

在二十一世纪,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作家们发现了更多需要反抗的东西,一方面作家的反抗也变得普遍。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是集中营的反思者;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曾大力批判祖国罗马尼亚;阿列克谢耶维奇(Алексіевіч)为发生在俄罗斯境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真实而扎实的记录。

石黑一雄和成长于六十年代的人一样,相信战争结束、殖民地消失后,人权将进步、种族主义将消亡。然而结果出人意料,新的不平等出现了。石黑一雄向人们表示,“在一个危险的、日益分裂的时代,我们必须倾听。好的创作与好的阅读可以打破壁垒。我们也许还可以发现一种新思想,一个人文主义的伟大愿景,团结在它的旗下。”

在一百年前,比昂斯滕·比昂松(Bjornstjerne Bjornson)对当时当日的现实大感失望,他怀念自己成长的年代,人们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所鼓舞,而二十世纪初的人们已经丧失了类似的信念。作家只说对了一半。即使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黑暗,很多作家都保持着对文明和未来的期待。曾参与抵抗运动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说:“(我所怀有的)这种希望穿透我所描写的黑暗面,挟带着一丝光明。……他们(我小说中的人物)深知罪恶的存在,他们全都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他们是自己行为的傀儡,并且和别人命运相呼应。”

“在这个濒临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死亡之境的世界中,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知道,当我们与时间疯狂的赛跑的时候,应该重新调和劳动与文化,并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携起手来,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遵守的誓约,”在瑞典文学院的讲台上,加缪说:“是这样(的世界),又不是这样(的世界),世界什么也不是,又什么都是,这就是每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双重的不断的呼声,这呼声使他站立,总是睁大双眼渐渐地为那些处在沉睡地世界中心地人们唤醒一种现实的转眼即逝、瞬息万般的形象,这形象我们认识却从未遇见过。”

世界文学

从统计数据上看,诺奖的思想基调是欧洲人文主义的。在诺奖的历史中,有15位法国作家、13位美国作家、11位英国作家、10位德国作家、8位瑞典作家、6位意大利作家、6位西班牙作家、6位波兰作家获奖。以上排在头列的国家,都是欧美国家。在南美洲或拉丁美洲,仅有智利有2位作家获奖,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各有1位获奖。在亚洲,日本有2位作家获奖,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各有1位获奖。在非洲,仅有南非有2位作家获奖,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各有1位获奖。有超过2位以上获奖者的国家,除了智利、日本、南非之外,其余都是欧美国家。

在117位获奖者中,欧洲和北美洲之外,仅有17位作家获奖,其中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勒克莱齐奥(Le Clézio)、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都有双重国籍,按照智利、法国、英国计。泰戈尔获奖时的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土耳其在文化意义上和欧洲更接近,日本、南非、尼日利亚、墨西哥等国都是向欧美学习的典范。

在语言方面,大多数获奖人要么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的使用者,要么是欧陆国家的小语种使用者,如使用奥克语的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 Mistral)、使用芬兰语的西兰帕(Sillanpää)、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安德里奇。此外仅有,萨缪尔·阿格农(Samuel Agnon)使用希伯来语,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大江健三郎使用日语,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使用意第绪语,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使用阿拉伯语,莫言使用汉语。母语使用人口有3亿-4亿的英语贡献了32位获奖人,而母语使用人口有3亿的阿拉伯语迄今只有一位获奖人,这样的对比是极其悬殊的。

之所以获奖人很难溢出欧美国家、欧美的语言之外,最可见的原因是,有提名资格的人大多分布在欧美国家,以及使用欧美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在1901年到1964年之间,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有提名资格的机构或组织,即在香港的国际笔会(The PEN),它在1957年提名了胡适,这一年它还提名了荷兰作家西蒙·维斯特迪克(Simon Vestdijk)、爱尔兰作家伦诺克斯·鲁滨逊 (Lennox Robinson)。在1901年到1964年之间,中国的被提名者只有胡适和林语堂,前者在1939年、1957年被提名了两次,后者在1940年、1950年被提名了三次。

然而这绝非某种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欧美中心主义。当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学充满可能性,但它却缺少一种赖以为生的土壤和某种必要的境遇。

诺贝尔文学奖120年的历史就是一个走出北欧、走出欧洲的历史。由于时间的问题、语言的限制、视角的偏狭,它曾经没有给大洋洲、非洲、南美洲,乃至亚洲以足够的份额。这个僵局被智利西班牙语抒情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所打破,但米斯特拉尔的诗歌仍然属于欧洲文学版图。诺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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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贝尔文 120年 理想 文探索 文学 责任编辑:赵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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