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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同学
2021-04-21 15:21:45 来源: 作者:孙泉 【 】 浏览:259次 评论:0

回忆我的同学

   像是上辈子结的仇,这辈子又碰在一起。

   入学上课第一天,就与同桌的她,划线为界,越线就用胳膊挤。那根线,不敢用笔画,只敢用指甲轻轻地画,画得深度只有我和她分得清。

   有件事,也让我一直记在心头。学校有需要3位同学才能合围的两棵一样粗壮高大的拐枣树,拐枣树是学名,我们那会儿叫鸡爪树。入学一个月左右的十月份,拐枣成熟采摘了,那么多的拐枣,学校没有弄出去卖,也没有送人,而是分给全校同学吃。分枣那天,我感冒了没到校,等我第二天一早到校时,发现桌子里有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拐枣,开心极了。要知道,那个年代,家庭经济条件都普遍不好,想吃水果是件奢侈的事,所以,学校能无偿地发拐枣给大家吃,恐怕,全城学校仅有的吧。知道是同桌的她帮我包好留着,真的有点感激,有好几天没与她画线分界。

   然而,几天后,毛病又犯,“楚河汉界”继续争霸,好像更加变本加利了。当然,她也更霸道了,时时提起帮我留拐枣的事。首次提起此事,我立马安静了,但是,次数频繁了,我讨厌再提,只要她再次提起,我就反感,会将动作加大加重,有时还回复她,明年还她人情。

   她有点野,上课时,经常将鞋子脱下,一次待下课铃声响,老师离开讲台时,我立即将她的鞋子踢了出去,这下,她发火了,告诉老师。这位老师也不问青红皂白,将我叫到办公室罚站,这就结下了“新仇”。

   总感觉她不是来上学的,是专门来学校找我麻烦与我作对的。不知这种状态延续到猴年马月?

   但是,等到小学一年级结束升二年级时,她留在了原班,我终于脱离了“苦海”。但是,她这个仇始终印在脑海里,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

  那年,我回到阔别40多年的故乡,请小学同学聚会,特别要求召集人将我小学一年级同桌的她找到,是召集人有意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结果,来了7位自称与我同桌的她,既然都来了更好,反正都是小学同班同学,都要请的。

   虽然,大家变化很大,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是她,其他同桌的她一个也不记得了,立即上去与她握手,并拥抱,她也不推辞,迎合我的握手和拥抱。

   怪怪的,难道,她还记得我?谁料想,她也一眼认出了我,画线、给留拐枣、踢我鞋子的?她不是低声说,而是直接了当,当着大家的面说。

   我的天,难道,她也记住这个“仇”?是她告的状,是她让老师要我罚站。她告诉我,画线就算了,踢她鞋子让她太难看了,所以,她告诉了老师,这个要我罚站的老师是她亲姐,教我们语文课的。另一位同桌说: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吗?她姐叫黎文琴,教我们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语文课的,姐妹俩名子尾部只是一个字不同:琴和珍。

   这种事也被遇到,如果当年,让我罚站的不是她亲姐,是其他老师,会不会让我申辩,或许不会让我罚站。这事,她是窃喜地笑,我也无可奈何,几十年过去了,想报“仇”也没机会和条件了,当然是释怀一笑而过。

   其实,也为自己那个时候怎么就与女人扛上了,一点男子汉的胸怀都没有,经常责备和笑料自己。不过,就是因为少年时代的天真烂漫,才时时记起那年、那事、那人。

   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位同学,第一位让我无法忘记的同学。

   小学二年级时,一次腿跌断了,绑上了石膏,不能走路了,上不了学,同学知道后,天天背我去上学,虽然学校离家不远,也就一、百多米,背我上学的同学离我家也很近,但是,天天背你去上学,早上背,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时背;下午上学时背,放学又要背,一天4次,共背了一周。

   小学四年级,文革开始了,课已经不能正常上了,这位同学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来上课断断续续的,到了初中,几乎就没看见他的影子,好像在路上也没碰到过,当时,也没觉得什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同学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当知青那会儿,想回忆,没有那个动力,由知青转为学生,又上学了,有时漫步在校园里会想这人、这事。

   毕业后到了省城工作,离开了故乡,远离了这位同学,见到他就更难了,每次回到故乡,总希望能碰到他,到他家也找过,就是没找到。这情一直记着,希望有一天,他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叫顾文林,是我最难忘的第2位同学。

   3位同学叫黎志刚,他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班长,后来,他突然不来上课了,辍学了,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这位同学与我曾患难与共。

   黎志刚品尝兼优,算术好、语文好、字也写得好,长得虎虎生气,那时,他是班长,我是小组长,小组长收好作业本后交给他,他送到老师办公室,所以,我们经常有接触,特别是他学习优秀,让我敬佩。

   初中毕业,我从高邮县城被招到某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设边疆、保卫海防”,地址是灌云小南沟,到了那儿,他也在其中。然而到了灌云小南沟,才知是当下放知青。于是,他第二天晚上就悄悄地返回了故乡。人虽然回到了高邮县城,因为没有了户口,没有了粮油供应,没有了城市任何待遇,他的生活可想而知。直到1978年,知青大返城,他的户口才解决,他是最让我怜惜的同学。

   今天到我家去做作业,说着,就要我跟她走。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喜欢到同学家做作业,家里兄弟多,总是人来人往,没个安静的地方。当她要我到她家做作业,我虽然没口头答应她,但是,拿起书包就坚定地跟她走。

   不知她家在哪儿,只好在她后面跟着,有时走的慢,她还回头催我快点走。走出学校,过了护城河,穿过菜园,就到了她的家。

   她的家是个大院子,灰砖黑瓦,院子前面是大片菜园。那时,还没有那个念头去品味人家的贫富和家什,去的目的就是做作业,一到她家,她家没大人,好像门也没锁,随她进到院子,接着到了堂屋,在饭桌上,打开书包就做作业。,那是小学二年级,没什么作业,几条算术题,抄写今天语文课学的字。不到1个小时,作业就做好。做好作业,她没留我,我也直接拿起书包回家了。

   后来,我们一直同学到初中一年级,到了初二,我被分到另一个班,从此就基本上没见过面,就是见面,也是擦肩而过,那时,中学生男女同学是不说话的。

   再见面时,已是快花甲之年,见到她,原来,她年青时,是个大美人,已是花甲之人,气质还那么端庄。那天见面,提起小时候到她家做作业的事,她没肯定,也没否定,只是轻描淡写地肯定了我说的话,描述到她家的情景没错。然而,多情应笑我,我却认真地记忆在心里几十年。她就是至今仍活跃在故乡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汪凤英。

   5位同学,让我刻骨铭心。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历时7年,没有因利益关系发生过争执,更没有因学习成绩而竞争。那时,都很天真,对学习成绩好点、差点,根本没人计较或者另眼相看。到了四年级,因文革开始,上课不正常了,根本就不考试了,也就没有学习之攀,因此在学习方面不会产生矛盾。他家住在城里,南水关附近,我家住城边,两家也就100米距离吧。经常结伴而行,放学、上学,星期日,经常在一起“疯”,始终觉得他是我的好朋友和好同学之一。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告发我是特务,是日本人的汉奸。

   我有一本硬面练习本,封面上,是我国登山运动员成功登上希夏邦马峰时在山顶上拉起的一面五星红旗,由于光线原因,五星拍的不太明显,几乎就是一面红旗,不知什么时候,一滴蓝墨水滴在红旗的左上角,几乎遮住了五星,我始终没在意,他看到了,认定这是日本的国旗,说我有意制作日本国旗,是日本的特务。

   刚开始,以为他闹的玩,也没有认真与他争辩,然而,他越说越激动,并动手拉我去校长那里交待问题。

   见他是真的,我开始慌张,与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变成这个样子,你不说,我还没在意。

   不行,到校长那里交待。

   他一手拿着我的本子,一手拉扯我去校长办公室。我央求他饶了我,与他说,咱俩一直是好朋友,你这样拉我到校长那儿,我不就是完了吗?好朋友归好朋友,两码事,坚持说我是日本特务,是反革命分子,硬拉我去校长室。

   这是1968年,自1966年文革开始,当时的政治生态已经开始偏离了正常的范畴,谁要是被扣上叛逆政治的帽子,日子就不好过了,就会戴高帽巡回批斗。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小学附近出现一则反动标语,是在一间男厕所里,好长时间没破案,一位好事的同年级的学生站出来说,是他写的。这下还了得,正愁案件没着落,造反派就将这位走路需要手支撑着右腿膝盖才能移步、残疾很严重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弄去挂牌巡回批斗。批斗时,我根本不忍心看,甚至看到就全身发抖,可能而知当时的政治生态了。

   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日本国旗是什么样子,在学校没教过地理,感到如果真的被戴上特务或者是反革命的帽子,精神肯定崩溃。

   被他硬拖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吴锋正好在,他立即向校长举报了我的特务和反革命行为。校长拿着本子,看了看,表情严肃地递给我,对我说,本子是你的?我说,是的,说着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校长拍拍我的肩,对我说,没事,拿回去上课去。

   我的天啊,我感受仿佛从地狱里被人拉出来,感受到了校长将我从地狱是拉了出来,我非常激动,非常感恩吴锋校长,但是,当时都忘记谢谢他就立即奔回教室。在奔回教室的路上,将练习本封面瞬间撕得粉碎扔到垃圾里,并用脚将碎片分散,掩埋。此时,心中一块巨石卸掉了,心情非常轻松,但是,我反思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朋友?以致后来的人生中,这位同学让我时刻牢记,结交朋友要无比慎重,交友不慎,他会让你下地狱,会毁掉你的一生。

   这位同学,使我那一刻好像成长了好多,他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始终保持警惕,不去滥交朋友,不会随意向朋友敞开心中的秘密。

这位同学叫永华,姓就不提了。    

   后来,他还想与我复合友谊,但是,我与他说,永远也不会再与他再做朋友。这件事被部分同学知道了,他们都离他远远的,原与他交情不错的同学也疏远了他。

   初二,我与多名同学调到了另一个班,从此再也没与他说过一句话、打过一次招呼,偶而碰见也成路人。

   如一次掉入深渊被吴校长捞了上来;如恶梦中被吴校长唤醒;如被追杀是吴校长夺下了追杀人的屠刀。

   这位同学,使我那一刻好像成长了好多,他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始终保持警惕,不去滥交朋友,不会随意向朋友敞开心中的秘密。

   没有感谢校长吴锋,是我这辈子一直遗憾和惦记的事,虽然最终没有机会感谢他,但是,我心里一直记住他。

   平时相处得还不错,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出了状况。程墙,初二时,是我和其他同学重新分班后认识的。我们一起到了农场。他在六连,我在七连。刚到农场回故乡探亲,探亲假期里身体不舒服,再加上心情不好,厌倦再到农村去,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厌倦再回到农场。然而,当我回到农场时,农友们对我说:程墙专门来我们七连,说你永远不回来了。我的天,这让我怎么有脸再与连队干部和农友交待。还好,有医院的证明我应该休息的时间与回连队相吻合。连长看到医院证明后对我说,再休息几天出工,并嘱咐班长要尽量照顾好。我很感动,也很惭愧,感动的是连长真心对待我们这帮青年;惭愧的是,没有慧眼有识朋友。

   其实,我原是一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人,不懂得如何识别朋友;是教训让我成长起来。

   好的同学,就像我们常说的“贵人”,支持你、帮助你、推动友谊和事业向前发展。

   有一位同学,是小学二年级从其他学校转过来的,他家距离学校很近,在学校同一侧向北100米左右,走过大概十米宽的“南石桥”,继续向前20来步就是他家了。沿街的门是木板门,两扇对开朝里推,平时基本上不上锁。推开门,向里要穿过一个房间的距离,就是天井,天井东北角有口水井,那时还没有自来水,饮用就是井里的水。贴着井边就是他家的居屋,究竟有几间房,一直没有过问,也没有去弄清。那时的房子都是“公家”的,私人有房很少,一般都是租赁,因此,只有大小之别,没有贵贱之分。

   到他家就是找他玩,从来都不是为了学习。

   他的父母都是教师,待人特别和霭,尤其是他母亲,每次见到我去,如果我的同学在家,她就会叫出来招呼我;如果不在家,她仍会微笑地对我说,他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细声慢语,和霭可亲。

   就这样我们相伴成长到初中一年级,都是同班同学。初二,因重新分班,我俩就分开了。初中毕业,我们又一起去了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我俩在一个连队当农民。在农村,劳动繁重,生活十分艰苦,我们在相互支撑中度过了3年岁月,直至我离开农村去上学,仅隔一年,他也经选拔离开了那个农村到城里当上了工人,他就是我从小学到初中到农村最好的朋友,他的名子叫张维康,还有一位从小学到中学到农村的同班同学,名子叫陆学明,我们3人一直相处的十分投机,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3人都是同心协力去处理,去解决。

   平时,旁人看不出我们3人有啥特别的好,能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劳动中相互支援;当遇到困难时,就能目标和方向一致。尤其是那年我报名参加选拔考试上学一事,他俩给予了积极的鼓励。我们3人在一起的岁月里,从未红过脸,从未产生过隔阂的矛盾。他俩是我从小学到中学到农村这段岁月里无法忘记的真诚的朋友。

   张维康后来当上了某集团总经理,虽然工作很忙不能经常会面,但是,电话不断,问候常在,真情依然。

   如果从小学到中学都能在一个班,一般情况下,就能成为好朋友,知心朋友,当然也可能就是竞争者。

   仅是中学时代的同班学生,不容易结识到真正的知心朋友,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中学时代,人的思想不稳定,一切都在朦胧中。

   但是,中学时代,是对爱朦胧滋生的时期,这个时候最容易对爱产生妄想。

   刚上初一那会儿,突然发现从小学过来的一位女生特别漂亮,上课第一天,她坐在隔我一排桌子的另一侧,那是第一次见到她,是上课时,我偶然侧头,她也正好侧头朝我,几乎是四目相对,只是瞬间,她可能并没有留存任何印象,但是,我却似丢了魂似的,全身瞬间血液沸腾,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她那双眼睛如水一样清澈,太明亮了,在小学时好像没有这么好看,当然也没有这么漂亮了。为什么突然这么漂亮起来?自从有了那一眼,从此记在了心,有时晚上在想,睡着前在想,甚至还会出现在梦中。

   总是想多看她一眼,但是,又不好意思看,偶而对面,还故意将脸则过去不看她,等她过去后,转过首眯眯地瞧。并不是不想看她,而是怕她看出我的心里活动。窘态。

   那是1968年的国庆节,也是我上初中一年级的第一个国家的节日,放假一天,那天晌午,在小学与中学两者之间的南石桥上,多人簇拥着一名戴着白色红质高帽,挂着牌子约40多岁微胖、白白的男子,他站在一张小板凳上,牌子上说他是走资派,名子上还用红笔打了个叉。他低着头,表情淡然,看不出他惊慌的样子。旁边有好几名戴着红袖章的小青年,很多人在围观,将本来就不宽的桥几乎围得行人难以过桥,我经过那儿,当然看个究竟,看个热闹。

   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拥挤,我在向前挤,后面推着我向前,突然有股清香扑鼻而来,那是香皂的气味儿。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用上香肥皂的家庭不多,用上高档香皂的更是少之又少。不是没钱,而是不敢用,谁用,就会被说成小资产阶级情调,达官贵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时代格格不入,这边在批斗走资派,你这儿还过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我在想,是谁这么任性,是谁这么张扬?猛回头,竞是同学的她。看到了她,她也看到了我,四目相对,我是根本再也没有力量去嘲弄她小资情调,更不敢直视她,迅速转首,心里嘭嘭跳。她呢?似乎不认识我,也没给我以任何表情,继续向前挤。此时,我无心再看挂牌、戴高帽子的人,只去感受背后的动作。

   喂,××,你往前挤呀,她知道是我啊。遇到她,我哪有心思再去挤,我让了一下,让她到前面,我退到她身后。她也不客气,立即挤到前面。然后,她回头对我说,他是我家邻居,是某某局局长,人可好了,参加过南征北战,说着,她眼圈一红,几乎要掉眼泪。泪眼婆娑的她凄美感人。

   她说的南征北战应该是与电影《南征北战》是一回事?想问她,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男女生是不讲话的,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校外,如果讲话,印象就坏了,甚至被同学怀疑是作风不正。

   她挤上前只看了一眼,然后带着泪眼就离开了。

   那个时候,上课已经不正常了,高兴,你就去上课,你不想学也可以不到校,反正,老师布置的作业,你可做,也可不做,不批改,不考试。那时,学习无用论甚嚣尘上,认为学习再好最终还是到农村当农民。

   因家中弟兄多,父母经济负担重,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我与兄弟开始分担父母肩上的重担,所以,我也经常不到校上课了,偶而到校,也很难见到她。初二开始,重新排了班,她留存了原班,我与部分同学分到了另一个班,更是见不到她了。虽然偶而在路上碰见,却如同路人。

   后来,我当了知青,她分配到医院当了医生。离开了故乡,到遥远的沿海地区当上了农民,那一刻,连想她的念头都被压制得干干净净。一次从农村探亲回故乡,去看望在医院工作的兄长,在门诊部与她相遇,她着白色工作服,披着飘逸的长发,快步地走过门诊部过道,我看见了她,不知她有没看到我。

   其实那个境遇,那时的身份,应该就是那种状态,你能看见她,她可能不一定能看到你。就是看到你,也是隔一层雾,隔一座山。其时,我卑微得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发誓,再也不想看见她。

   3年后,也就是1974年,那时,知识青年仍在前仆后继地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里去。此刻,我已初步完成了在广阔天地的锻炼,经过基本知识的考试,离开了农村去上学。这则消息,第一个最想让人知道的不是父母,不是兄弟姐妹,不是好朋友,不是老师和普通关系的同学,而是她。

   要知道,从农村去上学,这可是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我也没预料到。

   去南方城市报到前先回到故乡,得到消息的同学和农友的家长川流不息地到我家表示祝贺和询问有关问题,他们将我抬得高高的,几乎将我捧上了天。其实,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自己在农村努力干活,努力学习,再加上运气好罢了。

   曾发誓永远不再见她、想她。此时,好像有了点资本,想她的念头又死灰复燃,下决心去让她分享我的好“运气”。以找自己兄长理由挺直腰杆去医院。

   去了两次,都没找到她,兄长两次都在,又不好意思问兄长,那个那个同学隋芳到哪去了?曾自问:离开农村去上学凭了点运气,去见她为何一点运气没?

   3天后,我离开了故乡到校报到。学习挺紧张的,学校又是那样的新潮,那么美好,想她的念头也就慢慢地淡了。后来,寒假、暑假回到故乡,尤其是寒假,是农友回故乡探亲的日子,每次,我都找他们去了解乡村的变化和发展,以及花絮新闻。再后来,分配在省城工作,虽然又燃起见她的欲望,但是摇摆不定,终究没有成行。

   在农村那3年里,与农友在一起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都是兄弟姐妹。但是,回到故乡,小学同学还好,遇到你还能热情地,不分城乡之别地与你打个招呼,遇见初中同学,如果是上了高中的,他们仍然书生意气高昂着头目视前方与你侧身而过;分配工作,进入工厂、机关单位的同学身着让我们无比羡慕的工作服,骑着凤凰牌或者永久牌自行车,不停地按着铃声急驰划过。只有遇到自己同场的农友才会停一停,叙一叙家里(此时的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家,而是遥远的故乡)情况怎样?几时再回广阔天地。

   这时,同学对你的态度,会让你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世故的悲悯。同时,也为后来,你从省城再回故乡时,虽然表情上不会那么世故,但是,内心世界,已经界别了真正的朋友和同学。

   男孩的青春从初一开始的,一旦有了幻想的影像,可能会伴随着自己一段很长时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这个影像会推动青春青年去努力创造业绩来平衡与她相见的条件和机会;是青春青年不断奋进的动力。但是,如果这个影像已经变成伴侣,很可能,青春青年奋进的激情会逐渐消弥。如果一直是影像伴随,那么,这个青春青年很可能会永远地去奋进,会积极争取更大的成就。

   从农村到城市,从干农活到捧书学习,环境变了,感观世界变了,客观世界也变了,处在这个变化世界里的你,不可能不改变。

   这时的同学,都是从农村选拔上来的,都是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他们有着丰富的社会和生活阅历,只要你看他(她)一眼,他(她)就能分辨出你的心思和动机。所以,只要你表达了,对方也会给你恰如其分的回复。

   他们虽然离开了乡村,但是依然带着乡村气息,他们的青春已有一截,甚至一大截与芬芳的泥土、与田野的风相伴、相依。所以,当他们走进学堂时年龄都比较大,尤其是女生,几乎都是你姐。因而,展现出来的青春是刚毅的,超凡脱俗的,几乎没有柔美的,飘逸的,天真烂漫的,让人有想像空间的,纵览全校也是如此。

   除非你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除非你能够将刚毅的,脱俗的融化为柔美和飘逸的决心和信心,那么,你最好还是择道而行。

   与我一个宿舍的同班同学,是回乡知青,上完高中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上学前,是他所在大队党支部书记。

   到了学校猜不出他的年龄,个子不高,五官还不错,本来长得就有点急,又经乡村的风吹日晒,看上去,已不在青春青年的行列,最多算是青春青年尾巴的序列。

他是副班长、班党支部书记,整个在校学习期间,他几乎不谈燃烧的青春,几年同学同宿舍,没见他有喜怒哀乐,总是那副表情,像是思考不完的心思;他是副班长,却不怎么管事;是书记,3年里,只发展了1名党员,那么多经过农村锻炼成长起来优秀分子,经过75.8河南特大洪涝灾害的突击支援建设的年青学生,积极进取的同学,那么多积极要求入党的先进分子,他根本没上心,视而不见,好像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党员标准。不过,这个班有70%的同学参加工作后来都入了党,成为生产科研中、党政管理中的骨干。

   他的确很正派,与女同学除了公事,没见他有什么花絮。

   然而,毕业分配时,本来可以到省城工作的他,坚决要求返回故乡,学校最终替他安置到故乡的闸管所。等到全班同学毕业分配,踏上新的旅程,这位同学传来的消息让人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儿子已经上小学,当时,没人相信这则消息,以为是开玩笑,因为那个时候有规定,结过婚的不能再到全日制学校去上学。几年时间里,没听说,哪怕一点点怀疑都没有。

   与他一个宿舍生活、学习好几年,怎么的也得透点风出来,然而,保密工作做得太绝了,他就是副班长汪秀才。

   另一位同班同宿舍同学姓于,名京生,怎么的?毕业打报告要求与全班最美的女同学谢木兰分配在一起。这个报告,老师看后大吃一惊,同学们知道后更是惊呀得张大了嘴,不是他俩有什么不妥,无论从长相还是学业上,他俩应该是天上一对、地上一双。

   在学校不许恋爱,谁恋爱就可能发回原籍,也就是回到原来的农村。然而,这位有分配权的老师看他俩年龄都不小了,不忍心拆散一对鸳鸯,最终想出个办法,只当他俩没有恋爱那回事,而是以正常男女同学分配方式,将他俩分配到一个单位。最终,他俩爱情之花绽放在杭州美丽的新安江江畔。

   分配在省城的一对恋人,男生到省厅机关报到、女生到一所大学上班,在一个城市,相距不到千米,很快就进入婚姻殿堂,此时才有个别同学知道,原来他俩是一对啊!可能连那个有分配权的老师都不知晓。但是,这对来自祖籍无锡,一个是五图河农场,一个是南通农场的知青同学将恋爱进行曲演奏得无与伦比、精彩绝伦。

   还有一对是临毕业时突击型,男生原籍在长江之北,女生原籍是江南之滨,有分配权的老师按其原籍将其分配工作地点也按江南、江北安置。当然不是有分配权老师棒打鸳鸯,因为这位老师不知情,再加上他俩没有“联合声明”。但是,长江再宽也阻挡不了爱的时间与空间。男生在江之北用乐器二胡不停地拉,女生在江南用歌声不息地唱,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俩终于“同台”演出。

   有一位同班同宿舍的同学,他让你惊叹不已,十分朴实的他竟是“红二代”,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更让你惊掉下巴的是,他与一位副国级领导人是幼儿园同班。然而,他却从来没张扬过。他不仅学习成绩好,诗、书、画精通得不是一点点,毕业分配坚决要求到最贫困、最艰苦的基层去……

到底是经过风雨的同学,处人处事十分老道,该让你知道的才能让你知道,不该让你知道的,绝不会透露一丝马脚,尽管你是他(她)同班同宿舍的同学。

当然也有个别同学靠嘴上跑火车赚取一点资本,从学生到工作,直至退休,已经白发苍苍仍将嘴上火车推得似“和谐号”,不过,这时的同学碍面子只听其吹,心里明白,你要真有两下子,拿货出来看。一些平时默默无闻,嘴上从不吹一个字的同学,拿出来的东西硬梆梆的,亮闪闪的,凭嘴功的同学受不了了,虽然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嘴上仍将你贬得一无是处,不这样,他就无法在众同学面前“趾高气昂”。

   所以,这个时候的同学基本上是建立在相互的利益、相互的需求基础之上的,很难建立真正的纯友谊。几十年后的今天,事实充分佐证了这一点。

   后来,我又上了5年半的学,虽然不是全日制,但是,每周至少要上两次课。这个阶段的同学来自各个岗位,省、市级机关、公安、部队、企事业单位。

   几乎每个同学都是有点“头衔”,普通职工为零。男帅女靓、年龄跨度大又是一个特征。

   有位空军上校姓矫,有点来头,具体情况不宜在这儿叙述了,就谈同学情。标准军人范儿,言行一致,朴实敦厚,虽然是高干子弟,但是,没有一点娇气,爱国爱党,由于他经常出差,有时上不了课,只要他出差回来,第一时间找我要作业,帮其补课。他呢,会让你想不到他的友谊力度。他的言行和学习态度以及待人接物,让我感受到中国军队是真正的是人民的军队、战无不胜的军队。

   这个年龄界的同学,有时做出的事情,几乎让你无法相信,帅帅的,个子高高的,听说是名警察,但是,没见他穿过警服。临毕业时,竟然将美女班主任“拐”跑了,这个班主任是有家有主的美女。这位帅哥也是有家室的人,帅哥叫司椿随,班主任叫曹芹。

   全班同学得知这名学生拐跑美女班主任,一起声讨这位学生不厚道,不仅破坏了两个家庭,重要的是损害了全班同学的名誉。

   这时的同学,有时会让你获得意想不到受益,一次,出差广州,返回南京时,临近五一国际劳动节,飞机票,那时的级别还不够,火车还没有动车和高铁,只有直快与特快,也不像现在可以提前半月预买,最多提前3天,那3天必须到车站买,更不似今天通过手机想怎么买就怎么买。到了售票窗口,到南京的火车票已经售完。我拿出可以提供方便的证书让售票看,售票员说,没有票了,但是,你是特殊情况,可以售一张站票。我忧虑了一会,心想上了车再说,就买了一张站票,价格与有坐位的票是一样的。

   原以为可以到车上换成坐位票,没想到上了车,车厢挤满了旅客,根本就不会再有坐位给你,要站一天一夜才能到达南京。

   没地方站,就挤到服务员室前,这里,列车长过来了,我立马拿出证件,请换张卧铺票,列车长肯定地与你说,多少人排队再等卧铺票和坐位票,并很客气地对你说,一旦有,就替你安排。没法,继续站。

   列车长出去一会儿又进来,他们聊着聊着,聊到了南京北站,原来这趟车是南京北站的,我立即插上一句,你们北站的杨实,我认识。几位美女立即目光对着我,你认识杨实?对啊,我不仅认识,而且是我同班同学,这下她们觉得我吹牛。不信,你们打电话去问,我将身份证(那时买票不用身份证,住旅馆也不用身份证)给列车长看,并说出了杨实虽然是男生的名子,但是与你们一样性别、一样美,就是身高不太高,是南京北站的党委办公室的头。列车长相信了,要我与她去卧铺看看,如有,就让我换票,没有继续站。后来,当然是换成了。这是我仅有的一次,利用同学的名义干了一件开后门的事。其实,后来经常出差需要购买火车票,那时的火车票、船票都挺紧张的,一般都难买,但是,无论再难,再也没利用她的名义开过后门。

   此生一共上了17年半的学,还不算一年半载的培训班、学习班。同学可是遍布全国。他们陪伴我,我也伴随着他们成长,就这样走过了漫长的岁月,有的直至今天。

              20201118完稿2021421日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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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回忆我的同学 责任编辑: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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