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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饭
2021-08-07 10:45:01 来源: 作者:夏文成 【 】 浏览:540次 评论:0


米  饭


文/夏文成



 公元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中科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先生平因病逝世,一个伟大的灵魂永远停止了呼吸。一时间举国同悲,万民哀悼,千千万万的人们呼喊着“袁爷爷,你走好!”,从四面八方涌向长沙,涌向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向袁老表达哀悼之情,再现了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景。这些悼念的人潮中,有八九十岁的长者,也有几岁、十几岁的学生。

 网上有人质疑,为什么要对袁隆平院士如此过度追捧?这些质疑的人,要么家人没吃过苦,要么他自己没挨过饿。

 稍有的常识的人都知道,历史上的每次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当他们知道“饿殍遍野”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也许他们就会明白,粮食之于人类的极端重要性,就知道了袁隆平院士的伟大,给予他无论多高的荣誉都不为过。

 因为,袁老通过几十年孜孜不倦的试验、研究,发明了杂交水稻,大幅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彻底解决了中国人的吃法问题,也为世界粮食战略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抖音上,一个美女边哭边说,她从小吃玉米饭吃怕了,到现在都不吃玉米饭,是袁爷爷让她吃上了白花花的大米饭,袁爷爷是她的大恩人!

 这位美女也道出了我,以及千千万万那个时代的人的心声,也勾起了我的对往事的回忆。

 可以说,自从有模糊的记忆起,我脑海里就充满了对米饭的渴望,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像袁老说他戒烟后,只能在梦里想想。

我的生日二不挂五,处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交替之间。那时还处于“吃大锅饭”的生产队时期,靠挣工分过日子。当时,我的父亲在偏远山区当教书匠,每月二三十元工资,还得上交一部分给生产队,所剩无几。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尽管一年到头像牛一样挣命,但每到分粮分红时,用母亲的话说,劳动力多的家庭大挑小挑往家里拿粮,分红的钱包也鼓鼓囊囊;而我家分到的粮食一个小箩筐就可以轻轻松松拿回家,分红半分没有不说,还年年超支。

 “超支”这个词从我记事起就像刀子一样刻在心上。

  为了养家活口,母亲每天就像上足发条的机器,早上披着满天星星出门,晚上顶着夜色回家。她每天只有睡觉时四五个小时休息时间。早上必须摸黑到小松林坡自留地给菜园浇一次水,晚上不是肩上压着一大挑柴禾回来,就是到菜园里浇水,栽种蔬菜。中午短暂的一个小时她必须飞快地跑回家弄猪食、做简单的午饭给我们吃。

 午饭简单到什么程度呢?通常就是猪食锅里的猪洋芋,或者一碗凉白酒水泡包谷饭。晚饭也好不到哪里去,得等母亲满头大汗回来现做。不外乎就是一碗干包谷饭,一碗腌菜汤,一碗水煮白菜或青菜,偶尔有一碗没什么油气的炒洋芋片什么的。

那时,每到吃饭时间就是我最难熬的时候。那干涩难咽,满嘴跑的包谷饭实在让我畏惧,所以每到吃饭时间我就痛苦地站在饭桌边哭泣,时间一长,得了个“哭神氏”的称号。母亲无法,只好偶尔在甑角给我弄一小碗米饭(时称“神仙饭”),实在没有米,就给我一个烧洋芋。可悲的是,很多时候连个干瘪得像八十岁老人脸的洋芋都有不起。那时,我的肚子经常都是瘪的,好像经常都有个怪物一直在里面叫,叫一阵又吐一阵酸水,走路时脚都都会打漂。有一次上学路上,一路呕吐,吐出来只有发苦发酸的粘液,以为得了什么病,放学回来告诉母亲,她说,那是饿的!

终于熬到一九七九年,国家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政策。那时,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去分地”。那时,年级尚幼的我,还意识不到“分地”的重大意义,只是懵懂地觉得,一家人可以自由支配那“一亩三分地”了,再也不用忍受队干部的欺压和辱骂了,再也不用听队长口中催命鬼似的哨音了。

 家家户户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和耕牛,父老乡亲们的种地积极性大增,大家各展所能,将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种地、种田上,曾经广种薄收的土地,粮食产量一下子增长了好几倍,曾经有名的懒人、怂人一下子变成了种田能人,人们基本能吃饱肚子了,曾经让人梦寐以求的米饭也可以经常出现在餐桌上了。

我为什么说米饭经常出现在餐桌上,而不是天天出现,原因在于,一是当时稻谷的产量很低,亩产大概就是三四百斤,更低的只有一百多斤,除掉必须上缴的公粮、余粮,家里的稻谷所剩无几。

 历朝历代,农民牺牲最大的一个最弱势的群体。古时候农民必须向官府纳粮上贡,稍有迟缓,轻则牵牛拉猪,重则坐牢,甚至没命。不久前看一个讲商鞅变法的电视剧,佃户们把晒干扬尽的稻谷装袋,拟于次日拉进某国君府上贡,岂料国君太子验粮时发现供粮有假,盛怒之下一剑刺死了那个送粮的年轻人。年轻农民的父母妻子悲愤万分,邀约村民前去讨要说法,没想到迎来的是一场大规模的血腥杀戮,而国君公子所受的惩罚不过是几年流放,并未影响到他后来的成功继位。

 解放后农民照样要交公粮、余粮,而且是要把最好的粮食弄得干干净净,不含多余水分,亲自送到城里的粮库。脸朝黄土背朝天黄汗白流种地养活不事稼穑的城里人,似乎成了农民们千百年来难以改变的宿命。辛辛苦苦喂出一个年猪,也必须交给国家,而且重量必须达到120斤,否则不收,还得自己乖乖拉回家,喂足重量再往城里拉。历尽千辛万苦种出的粮食,得把颗粒最饱满,最好的拿去缴公粮、余粮。

我们小时候得以进城的机会就是这两个时候:交公、余粮,交猪。

 一碗白生生的米饭吃到嘴里,要经过无数道工序。且不说踩着寒意刺骨的田泥整理秧田播种的痛苦,也不说顶着风雨插秧的腰酸背痛,不说在盛夏的酷热里薅秧的难受,也不说割稻、挑稻的艰辛,只说说打谷场上的日日夜夜,就足以领略一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打谷机还很少见,农民们打谷子都是用木棒等支起一块石板,再用一个木夹子夹住稻谷往石板上摔打,用重力将谷粒撞落,达到脱粒的目的,老家人叫“掼谷子”,很形象的说法,就是用体力硬生生把谷粒掼下来。这种活非常辛苦,一天下来,浑身满脸满耳满鼻孔都是谷芒和灰尘,特别腰杆和臂膀酸痛无比,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但那时的人们乐观坚韧,从不会喊苦喊累,歇一气,喝一碗白酒水,又精神抖擞接着干。

 脱粒完毕,接下来就要将谷子里面的草屑、灰尘借助风力扬干净。自己家吃的可以马虎一点,交公余粮的部分必须反复用风柜扇,弄得一尘不染,没有一粒沙子,还得在明晃晃的太阳下晒上几天,没有半点水分方可。

 交完公余粮,家里的谷子所剩无几。按照当时农村习俗,年头岁尾至少请两次客,一次是冬腊月吃杀猪饭,一次是正月间请春客。两次请吃结束,基本就粮囤见底,只剩几粒瘪谷守着冷清的时光。一年大部分时间还得靠洋芋和包谷饭充饥。楼上墙角边最后几个干巴洋芋大多是留给我的,因为我始终咽不下干沙沙的包谷饭。网上看到有人说,洋芋发芽了就不能食用了,我想说他是没经历过那段苦楚的岁月,否则他就不会那样说。那时,我们吃芽长两三尺,发黑发硬的干瘪土豆,还吃得津津有味,也从未出现过怎么不适。

 为了多能吃上半碗米饭,秋收割稻季节,我们会在放学后提上提篓到田野里捡稻穗。但那时的稻谷黄金一样金贵,农民们收割时都非常小心,恨不得有一粒稻谷都要捡起来。我听父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老大爷因曾经饿肚子饿怕了,也节俭惯了,无论在何处,只要看见地上有一粒粮食都要捡起来,甚至看到牛粪里面没消化掉的包谷、谷子,他都会拈出来去壳吞进肚里。这个故事听着夸张,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如此,收获后的田野总是干净得像刚刮过的脸,捡不到几粒谷子,在田野里奔走几天,还弄不到半碗米饭。

 岁月如梭,我小学毕业后,以不好不坏的成绩考到了当时很有名气的市(县级市)五中。市五中离昭通城大概有五里路,离我家则有二十多里。那时的校园生活十分艰苦,家里有吃“皇粮”的,就可以将国家供应的每月三十多斤粮食转移到学校,学生娃就可以吃上米饭,否则就只能吃包谷饭。那种包谷饭至今想起来依然心存畏惧。老仓包谷,一股呛鼻的老仓气,里面的石子儿、耗子屎、灰尘全部磨碎在包谷面里,蒸出来的包谷饭粗糙、干硬、肮脏,不泡汤难以下咽,泡了汤吃到后面碗底全是黑乎乎的东西,每顿饭都得花五分钱在校门口小食摊买一勺清汤寡水的酸菜红豆汤或番茄洋芋丝汤泡上,完成任务似的胡乱吞下。那个时候整天肚子都潮寡寡的,像饿死鬼抠心。无奈,只好用饭票去“店小二”家换干壳饼或煮洋芋吃,半斤饭票换两个,几口吞下方能入睡。

有时实在想吃米饭就从家里带一点到学校,出五分钱给店小二家煮,要么就煮一网兜洋芋提到学校,从周一吃到周五。后面几天的洋芋一咬粘线扯多长,馊了,无法下咽。带到学校的米因怕同学偷,就悄悄捂在被子下面,结果瞒不过贼精的耗子,有一次下课会宿舍,发现被子中央很多白花花的棉花,仔细一看,原来被耗子把被子挠个大洞,米也被糟蹋得吃不成。

 当时最羡慕的是学校食堂那帮人,一碗白生生的大米饭上面一大勺红辣椒炒肉,他们躲着吃倒也罢了,偏偏还要站在食堂门口显摆,馋得穷学生们大口大口咽口水,心里在骂他们祖宗三代。

 好在初二时,父亲的供应的口粮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转到了学校,我终于摆脱了吃肮脏包谷饭的苦难日子。

师范毕业,分配到山里当孩子王,吃上了“皇粮”。但那种皇粮也不好吃,当时叫“吊谷米(音)”,也叫粳米,米粒大,寡白,老仓味浓,冷饭糙硬,难以下咽,但比那种粗糙难咽的老仓包谷饭好了很多倍。

 但那种吃不上米饭的日子没过几年就得到了改善。据说就是是因为袁隆平发明了杂交稻。袁隆平三个字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那时,每个学期中途,山里教书的教师们都可以请假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每个秋季学期中途我请假回家都正好碰上家里割谷子,打谷子。从家人或乡亲们口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早些年,大家种的谷子叫“175”,米好吃,但产量不高。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品种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高。家里原来装粮食的柜子不够用了,父亲就自己动手做了两个柜子,仍然不够用,就用麻袋装剩余部分。那些年,耗子的日子也随之好起来。田埂上到处是耗子洞,洞里洞外都是谷子和谷壳。家里同样如此,那些装谷子的麻袋被耗子咬得大洞小眼,谷子漏得到处都是,遍地谷壳。谷子自家吃不完,母亲就碾一些去卖,但城里到处都是卖米的,不值钱,只好作罢。据说小梁子那个队田多米也多,卖又卖不掉,索性猪也吃米。大家都在感叹,时代不同了,猪都吃米饭。

这就是袁隆平的功劳!大家说。

 扁担大个一字都不认识的老农民,不知道省长市长县长,甚至不知道乡长,但知道袁隆平,知道现在吃不完的米,是袁隆平发明的。如果不是袁隆平,我们不知还要吃多少年的包谷饭,饿多少年肚子。

 如今超市里什么品种的米都有,便宜的贵的都有,任人选择。人们对待米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当年对米,对米饭的敬畏之心也消失殆尽,随意浪费、糟蹋粮食的现象随处可见。当我在网上一些学校的学生往垃圾桶倾倒白生生的米饭时,我除了痛心,就是愤怒。

 掉到饭桌上的一粒饭,我都会拈起来吃掉,不然感觉就像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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