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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三个十年的求学生涯(一)
2022-11-10 14:59:15 来源:原创 作者:黎劲风 【 】 浏览:571次 评论:0

   求学路坎坷,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代中国人的共同特征

   我出生于1955年从小学入学到大学毕业,我跨越了三个十年。从1962年到1982年,从7岁到27岁,历时整整20年,才断断续续地上了4年小学、4年中学和4年大学。其中,4年小学在“文革”前,4年中学在“文革”期间,4年大学在“文革”后;其余8年时光,有3年多失学,有4年多上山下乡。

  小学只读了4年

   1955年6月,我出生在广东阳春县(阳春市)。出生前,才华出众的父亲已从阳春县调任广东省政府监察厅监察员。但好景不长,父亲因其大哥曾任国民党政权的乡长(解放前已带兵起义,投奔共产党),“政治运动”中成为牺牲品在我呱呱落地之际,父亲就被调离广东省监察厅,先后被调到阳江县合山区政府、阳江县委农村部、华南工学院湛江分院工作。

  童年,我跟随父母在阳江县城(江城镇,现阳江市区)生活。学龄前,我在姨姨辅导下,已自学了低年级语文、算术。1962年7月,母亲带我报考阳江县江城镇“五年制”的第二小学,面试考的是简单的汉字和算术题。走出二小,母亲买了一只面包,算是给我的奖品。香喷喷的面包没来得及放进口,就被街头流浪汉一手抢走。饥饿的童年,我没留下吃面包的记忆,却留下被抢走面包的苦涩。

  父亲于1959年“南下”湛江,在华南工学院湛江分院设备科任科员,出差成了家常便饭。一次出差上海,父亲因失窃被迫“挪用”了数百元公款。1960年,湛江开展“三反”运动,父亲被湛江“三反”领导小组无辜打成“贪污分子”,遭受“降一级工资、戴贪污分子帽子”的处分,于1961年被调离湛江,发配吴川县,在吴川县委农村部工作。1963年3月末,我与妹妹、弟弟跟随母亲乘车离开阳江,辗转几百里来到吴川,与蒙冤的父亲团聚。一家五口定居吴川。

  由于迁居,小学一年级我就读于两地: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初,我就读于阳江县江城镇第二小学,任组长;1963年4月,我在吴川县梅菉镇“五年制”的实验小学继续完成第二学期的学业。

  我虽不勤奋,但天资聪颖,无论是在阳江,还是在吴川,学习成绩在全班、全校均首屈一指。1964年7月读完小学二年级,实验小学建议我跳一级读四年级。因年纪小、个子小,父母不同意,我才“按部就班”读三年级。

  小学几年,作业不多,都在课堂上完成。午饭后至下午上课前的二三小时,我常泡在学校附近的书店里,许多中外名著令我爱不释手。高中毕业后,原名美珍、后改名红卫的大眼睛女同学告诉我:多年前她亲耳听父亲(高合山,官至吴川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部下林广(后来官至吴川县委组织部长)说,我仅用几小时就看完长篇小说《红岩》(夸张!),并复述出主要内容。

  校园内外,我倍受老师厚爱。一次,实验小学组织全校学生干部免费观看电影《雷锋》,班主任破例让不是班干的我一同观看。三年级的班主任欧景钦老师曾带我到他的水乡老家玩,还帮我理发。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教育部门搞了一次小学生作文竞赛,“六年制”小学均挑选一名五年级尖子生参赛,而实验小学是全县唯一的“五年制”小学,按规定挑选一名四年级尖子生参赛。我毫无争议地被选中,并且不负众望,名列作文竞赛前茅。那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的作文被用毛笔全文抄出,悬挂在县文化馆展出。一同展出的还有我的几本全得满分的算术作业本。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实验小学作出决定,让我提前一年考初中。我一边照常上四年级的课,一边自学五年级课本。正当我踌躇满志地备考初中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不再是学校……

  搭上初中“末班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11岁,妹妹9岁,弟弟4岁。在吴川县中医医院当护士的母亲,因为有“海外关系”以及一些所谓“历史”原因,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莫须有”地失去了自由,被关进几十里外的“监护所”。随后,已被调到吴川县人民银行工作的父亲被送进几十里外的“牛棚”(“五七干校”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和妹妹一同失学,二人“留守”在残缺的家中,年幼的弟弟被送到湛江,寄养在姑姑家。在被拒之于校门外的3年多时间里,我忍受着心灵的伤痛,自学了初中的数学。

   1968年,突如其来的横祸向生活在阳春县合水镇的亲人飞来,父亲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子,还有20岁出头的侄儿及宗亲同遭厄运。远离阳春的父亲,幸亏吴川掌权人念及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幸免于难。

   大难不死的父亲于1969年重获自由,为儿女入学四方奔走。由于“失学少儿”多,吴川县教育部门扩招了一些学生。在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后,我和迟我两年读小学的妹妹一同幸运地搭上了读初中的“末班车”,一同就读于梅菉镇立新小学,成为该校附设初中班的同班同学。弟弟也结束在湛江的“寄养”生活,回吴川就读小学一年级。

  初中生涯,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那张没有一丝笑容的脸。班中的“扩招生”像是被载入了“另册”。一次班集体外出活动,我和几个同学在回校途中就近回了家。第二天,班主任把我们批评了一通,还发狠话:不守纪律,就不要再来上学!

  稍后,学校的教学接近正常。我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令班主任刮目相看,他的脸上偶尔露出了笑容。

  班主任教语文,一次给全班同学布置的作业是写一篇小说。我居然写出洋洋万字的“小中篇”,赢得老师的好评。

  沐浴着班主任脸上的阳光,不足两年的初中生涯划上了句号。

   “考试+推荐”进吴川最高学府

   1971年7月,我国教育界有所回暖。吴川的高中招生首次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使我有幸遇上久违的“升学考试”。我以名列前茅的考试成绩获得父亲工作单位推荐,最终被吴川最高学府——第一中学录取,成为七一(五)班一名学生。

  入学时班级是“部队”建制,我的班级号称“七一连五排”。

  当年贯彻“伟人”的“五七”指示,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高中两年,体力劳动是“必修课”,全校学生硬是用肩膀挑走了大片土坡,挖出一个标准的大型运动场。

  学校还养猪。一次,每个学生分得半斤煮熟的猪肉。在我印象中,那是最香的猪肉。

  我们的学习逐渐正常。共开七门课,每科都有科代表。我是数学科代表。物理老师也想让我当科代表,但一个学生只能当一科的代表。每学期期中、期末都有考试。每次考试,我七科的平均分都超过90分。高一的一次期中考试,我的平均分高达98分,其中数理化英100分,语文95分、政治93分、农基98分。

  高二时,学习更有气氛,还搞了一次学科竞赛,竞赛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我是全校唯一有两科获奖的学生。

  但好景不长。高中毕业之际,出了个“白卷英雄”。一觉醒来,教育重回到“解放前”。

  中专梦碎水果场

   1976年7月,在高中毕业三年后,我得到了被推荐选拔读中专的机会。

  此前,我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放弃“留城”生活,于1973年12月与妹妹一同落户离家50多里的吴川县黄坡水果场,成为月薪18元的知青。在果场劳动将近100天,我和近百名同时落户的知青一起,被抽调加入以干部为主体的“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简单集训后,我们组成一个个工作组,进驻开展“路线教育”的大队(行政村),对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由于我在工作组任资料员,基本摆脱了体力劳动,仅凭“笔杆子”就入了团,并获得先进工作队员、学雷锋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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