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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变化中的散文(一)
2013-08-31 17:59:30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祝勇 【 】 浏览:4231次 评论:0

祝勇:变化中的散文

这次会议的邀请函,第一句话就写:“新世纪以来,散文观念和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格局。”这告诉我们,散文的变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不争的事实”,意思就是变化本身已不需要争论。需要研究的,只是变在何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

  当我们面对散文写作的时候,万不可持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心态。因为“祖宗之法”,本身就是变化之法,没有变化,就没有文学史。一部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学风格演变史。假如李白与屈原一样,苏东坡与李白一样,文学史就不存在了。假如我们今天写作散文,像某些人所期望的,仍然是朱自清、冰心、杨朔、刘白羽散文的翻版,中国散文非但不能有光明的未来,反而只有死路一条。这并非否定前人的创作,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刻舟求剑,以一不变应万变。写作的时空在变,写作的主体也在变,写作本身自然也不可能不变。佛教主张无常,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和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规律,都是在讲变化的必然性。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变是不变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世界的变化。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恒久不变的价值,比如爱、美、亲情,但它们的内涵、形式也在变化。人类书写的载体,从青铜器、甲骨、竹简、纸张,到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都已经变了几轮了,而载体的变化,也必将带来语言的变化,至少,我们不可能像孔子那样说话,也不可能写出韩愈那样的散文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散文的变化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无法回避的。所以,我十年前写过的关于“新散文”的文章,题目就是《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我的很多观点,以往都说过或写过,在此,我只想谈一下散文的三点变化:

  一、内涵变得复杂

  散文写作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变得复杂了——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原因是存在本身就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和歧义。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事件,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是非来判断,人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许只有我们见上帝那一天,才知道自己做过的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矛盾、纠结、反复;而历史也有着相同的性质,因为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的命运共同组成的。过去的散文,总是试图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讲明一个道理,这不是散文,是童话,是骗小孩子用的,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的,有的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一个老师可以告诉一个小学生,谷粒和谷堆的区别是什么,但在现实中,二者的界限却很难划定。一粒谷子落在地上不能成为一个谷堆,两粒也不能,三粒也不能,那么,倒底多少粒谷子可以成为一个谷堆?也许有人会说,一千粒谷粒可以形成一个谷堆,那么我会反问,为什么999粒不行?为什么1001粒不行?这就是著名的谷堆悖论,它表达出存在的复杂性。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概念、一个道理、一个公式能够将世界上的问题一揽子解决。

  存在的复杂性,要求文学必须接受、呈现这种复杂性。伟大的作品,都是一片瀚海,无法用一种蓝来定义,在它的内部,有无数种生物在生长、遨游。我推崇小说《白鹿原》,它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复杂性的呈现。它所体现的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在“十七年文学”中是不存在的。这是一部无法“总结”的作品,如果这部作品能够被一句话来“总结”,那陈忠实老爷子就白忙活了。出于同样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散文也由简单走向了复杂,由童年走入成年。于是有了钟鸣的《旁观者》、于坚的《暗盒笔记》、张锐锋的《卡夫卡谜题》、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蒋蓝的《极端植物笔记》、江子的《田园将芜》这样蓬勃浩荡的作品。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回归了世界的本质。它们也并非文字的游戏,而是语言的盛宴与狂欢。

  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无不是一座语言的迷宫,充满悬念、暗示、转折,带给我们寻找的快乐。张锐锋笔下的卡夫卡,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散文:

  卡夫卡从来不用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他喜欢委婉和优雅地用某一个故事来讲述。一些小说家曾经惊叹,故事已经讲完了。但是,卡夫卡发现每一个故事都不可能讲完,因为每一个即使是最简单的故事,也永远可以讲下去——它饮食着不可穷尽的启示。从本质上说,每一个故事都是寓言,它给我们的结论不可能只有一个。你只要看到事实的一个侧面,它就必定存在另一个侧面。当你发现了一个隐蔽的侧面,你就会获得自己的另一个影子。卡夫卡之所以选择了如此复杂,甚至繁琐的方式,可能是他认为很多感受和思考,不可能被几个枯燥的概念说出,它不可能被概括,也不可能被简化。因而这是唯一适当的方式——它实际上被表现为一个个谜题,让我们在迷雾中穿行,小心地看着前面令人迷惑的一条条岔路。其中的一条,通往我们自己。

  有人说这类散文“读不懂”,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线性思维,习惯了“1+1=2”的一目了然,对于文学来说,这不仅是懒惰,而且是不负责任。

  二、语言变为“物质”

  20世纪西方哲学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在西方早期现代哲学(Early Modern Pilosophy)中,语言被看作思想的单纯工具。语言是“透明的”,有点像超市里的塑料包装袋,它只能呈现“商品”——也就是“思想”的价值,而它自己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语言本身并没有获得自己独立的存在维度。这种情况在后西方期现代哲学 (Lat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和后现代西方哲学(Post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那里才发生变化,梅洛—庞蒂、利科这些哲学家开始致力于恢复语言自身的价值,于是,包括符号学在内的语言学应运而生。他们发现了语言的存在,认为它与人的生存可能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那里,语言不再是思想的附属品,而是人的某种生存方式;它也不再是“透明的”,而是成了一种“物质”,有了自己的质感、密度和力量,甚至“对真实的东西都会产生其作用和影响” 。好比一件瓷瓶,它的价值不在于可以安插一束花,而是它本身就有审美价值。一件元青花瓷碗,我们不可能用它来盛米饭,它比米饭更贵重,是因为它有自己的价值。艺术品的美,是可以独立于它的实用价值的。我们发现了语言的价值,就像发现了青花瓷碗的美一样。这也是散文写作的一个重大变化。

  我们在这里复习一下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丝毫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但从这种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和哲学发生变化的某种内在的联系。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散文。新世纪以来的许多散文写作者,尤其是“新散文”作家们,并没有先去进修一下西方哲学课,也不可能理论先行地从事创作,而更多地从生命的本体需要出发,寻找散文新的可能性。在传统的散文语言中,语言是“透明的”,“在它的语词和它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 ,因此这样的表达是简单的、静态的、没有弹性的。新世纪以来,尤其在“新散文”写作中,写作者们拒绝对思想的直接呈现,而是致力于恢复了语言自身的价值,终于在语言与思想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关系,在传递既有含义的同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含义,使整个作品变成一个层层繁衍、生生不息的活体,充满命运的神秘性、生命的律动感。

  然而,如同语言现象学家一样,“新散文”的写作者们并不否定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只不过它们的关系,存在于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周晓枫的《斑纹》、格致的《转身》、李娟的《冬牧场》、南子的《西域的美人时代》、安妮宝贝的《素年锦时》、安意如的《再见故宫》等,都不是以所谓“思想”的面孔出现的。作为女性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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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祝勇 变化 散文 责任编辑:赵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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