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甫作颂》的读音与历史背景

"吉甫作颂"四字出自《诗经·大雅》中的《崧高》篇，原文为"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在普通话中，"吉甫作颂"的标准读音为"Jí Fǔ zuò sòng"，吉"读第二声，"甫"读第三声，"作"读第四声，"颂"读第四声，这一短语承载着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创作传统,指向了西周时期著名大臣尹吉甫的诗歌创作活动。

尹吉甫（约前852-前775），姓兮，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是西周宣王时期的太师，为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被认为是《诗经》中部分作品的作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诗人之一。《诗经》中《大雅》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等篇,传统上被认为是尹吉甫所作。

"吉甫作颂"不仅是一个历史记载，更代表了中国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源头，颂，作为《诗经》"风、雅、颂"三大类之一，主要用于宗庙祭祀，具有庄严典雅的风格，尹吉甫的创作活动标志着个人诗人开始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姓名,而不再完全是集体创作或无名氏的产物。

理解"吉甫作颂"的正确读音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一表述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从字面看，它记录了尹吉甫创作颂诗的事实；从深层看，它象征着中国文学从集体口头传统向个人书面创作的过渡,体现了早期文人的政治参与和文化建构。

文字解析："吉甫作颂"四字的深层含义

"吉甫作颂"四字虽简，却蕴含丰富的文化密码。"吉"字从士从口，《说文解字》解释为"善也"，有吉祥美好的含义，在这里作为尹吉甫名字的一部分。"甫"在古代是对男子的美称，也可通"父"，表示对长辈或有德者的尊称。"吉甫"二字合称，既是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特定指称,也暗含对其品德才能的赞美。

"作"字在甲骨文中象人持工具劳作之形，本义为"起也"、"为也"，引申为创作、制作。《论语》有"述而不作"之说，可见"作"在先秦文化中已有创造性活动的含义。"颂"字从页公声，本指容貌，后假借为歌颂之颂。《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颂诗主要用于宗庙祭祀，内容多歌颂先王功德,风格庄重典雅。

从文字学角度看，"吉甫作颂"四字记录了从个人（吉甫）到行为（作）再到成果（颂）的完整创作过程，与《诗经》中大量无名氏作品相比，这一记载尤为珍贵，它明确地将诗歌与特定历史人物联系起来,标志着中国文学从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重要过渡。

在语法结构上，"吉甫作颂"是一个主谓宾结构的短语，主语"吉甫"是施事者，谓语"作"表示创作行为，宾语"颂"是创作成果，这种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体现了先秦汉语的特点，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诗歌创作的基本认知——诗是由特定的人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创作出来的。

历史溯源：尹吉甫其人及其诗歌创作

尹吉甫是西周宣王时期的重臣，据《史记》等史料记载，他曾率军征伐猃狁（北方游牧民族），并经营成周（今洛阳），为"宣王中兴"的重要功臣，在文化方面，尹吉甫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诗歌创作。《崧高》篇明确记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这是《诗经》中少数几处明确提到作者的地方之一。

传统上归于尹吉甫名下的《诗经》作品包括《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等篇，这些诗歌大多与西周的政治军事活动相关，如《崧高》歌颂申伯辅佐周宣王，《烝民》赞美仲山甫治理国家，《江汉》记载征伐淮夷的功绩，从内容看，这些诗歌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价值,不同于民间歌谣的抒情性质。

尹吉甫的诗歌创作代表了西周贵族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国风》中来自各诸侯国的民间歌谣不同，雅颂多为朝廷贵族所作，用于朝会宴享或宗庙祭祀，尹吉甫作为太师，其诗歌必然反映了西周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这些作品语言典雅，结构严整，善用比喻和象征,体现了早期文人诗歌的艺术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尹吉甫的诗人身份与政治身份密不可分，在古代中国，诗与政本就相互关联，《尚书·舜典》就有"诗言志，歌永言"的说法，尹吉甫通过诗歌记录历史事件，歌颂君王功德，实际上参与了西周王朝的文化建设与政治宣传，这种"诗教"传统对中国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传承："颂"体诗歌的发展演变

"吉甫作颂"中的"颂"最初特指《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和《商颂》，是祭祀时用的乐歌，随着时代发展，"颂"的概念逐渐扩大，泛指一切歌颂功德的作品，汉代以后，颂体文学继续发展，出现了许多模仿《诗经》颂体的作品，如扬雄的《赵充国颂》、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等。

在文体特征上，颂体诗歌通常篇幅较长，语言庄重，多四言句式，善用铺陈和比喻，如尹吉甫《烝民》开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种典雅的语言风格成为后世官方文学的典范，魏晋南北朝时期，颂体与其他文体交融，产生了新的变体，如赞、铭等。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高峰期，颂体创作也达到新高度，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写过颂体诗，如杜甫的《朝享太庙赋》就继承了《诗经》颂体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律赋也吸收了颂体的某些特点，如对偶工整、用典繁多等，这表明颂体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更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

宋代以后，颂体逐渐式微，但并未完全消失，苏轼、黄庭坚等文人仍有颂体创作，更重要的是，颂体的精神——即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直到现代，我们仍能在一些主旋律文学作品中看到"颂"的传统影子。

现代启示：传统诗教的当代价值

在当代语境中重读"吉甫作颂"，我们能够获得多方面的启示，它提醒我们关注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尹吉甫的诗歌不是纯粹的审美产物，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文化目的，这对当下过度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是一种有益的平衡。

"吉甫作颂"体现了文人的社会责任，作为太师，尹吉甫通过诗歌参与国家文化建设，发挥了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这种传统对当代知识分子仍有借鉴意义——文学创作不应脱离社会现实,而应积极回应时代问题。

第三，从文化传承角度看，"吉甫作颂"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研究这一传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如"诗言志"的传统、文以载道的观念等，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文化自觉尤为重要。

"吉甫作颂"的正确理解和诵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当我们准确读出"Jí Fǔ zuò sòng"这四个音节时，我们不仅掌握了几个汉字的发音,更接通了一条通往中国文学源头的文化脉络。

从正确读音到文化理解

"吉甫作颂"四字的正确读音只是一个起点，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才是更值得探索的宝藏，从尹吉甫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从颂体的发展演变，我们能够追溯一种文学生命力的延续；从诗教传统的现代启示,我们可以思考文学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和价值。

正确诵读古典文本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工作，但绝不能止步于此，理解"吉甫作颂"，既要知其音，也要明其义，更要通其神，只有将语言文字、历史背景、文化精神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握传统的精髓,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当我们今天诵读"吉甫作颂"时，实际上是在参与一场跨越三千年的文化对话，尹吉甫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而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将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这或许就是"吉甫作颂"四字给予当代读者最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