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被遗忘的诗人之死

在灿若星辰的唐代诗人群体中，崔道融的名字或许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这位生活在唐末五代之际的诗人，以其独特的诗风和悲剧性的命运，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关于崔道融的死亡，史料记载寥寥，却充满了谜团与争议，本文将通过对现存史料的梳理与分析，结合晚唐五代动荡的社会背景，尝试还原这位诗人生命的最后轨迹，探讨其死亡真相背后的历史语境与个人命运的交织。

崔道融，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唐僖宗至后梁时期（公元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自号"东瓯散人"，荆州（今湖北江陵）人，以诗闻名于世，与司空图、方干等诗人交游，著有《申唐诗》三卷、《东浮集》九卷，可惜多已散佚，《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共79首，他的诗作以五言为主，风格清丽，多写景咏物之作，反映了乱世文人特有的忧思与孤寂。

二、崔道融生平与时代背景

要理解崔道融的死亡之谜，首先需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崔道融主要活动于唐末至五代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国势日衰，至僖宗、昭宗时期，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整个帝国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崔道融早年经历已不可详考，从零散的史料中我们得知他曾担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县令，故自号"东瓯散人"，后入朝为右补阙，避乱南下福建，唐亡后，他拒绝出仕新朝，选择了隐居生活，这种由仕而隐的人生轨迹，在唐末五代文人中颇具代表性——当旧秩序崩塌，新秩序尚未稳固时，许多士人面临着艰难的身份认同与生存选择。

唐末的战乱与政权更迭对文人群体造成了巨大冲击，黄巢起义（875-884年）横扫大半个中国，长安、洛阳等文化中心屡遭兵燹；朱温篡唐建立后梁（907年），标志着中国进入更加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人的命运往往不由自主，许多人或死于战乱，或抑郁而终，或被迫服务于新朝而内心痛苦，崔道融的生命终结，正是这一时代文人集体命运的一个缩影。

三、关于崔道融死亡的历史记载

关于崔道融的具体死因，现存史料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病逝说：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载："道融，荆人，避地于闽，终于闽。"这一记载最为简略，仅说明他最终在福建去世，未提及具体原因，可理解为自然病逝。

2、忧愤而卒说：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稍详："道融，荆人也，避地于闽，依王审知，审知据闽，颇礼贤下士，道融每以诗讽谏，不为所容，郁郁而卒。"这里明确指出崔道融是因政治上的不得志而抑郁致死。

3、被杀害说：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中有一条记载："崔道融，唐右补阙，入闽依王审知，未几卒，或云为审知所害。"这一说法最为严重，直接指出崔道融可能是被闽王王审知杀害。

4、隐逸终老说：一些地方志和文人笔记中，崔道融被描绘为一位彻底隐逸的诗人，在闽地山水间终老，诗酒自娱，无疾而终。

这些相互矛盾的记载，使得崔道融之死成为一个历史谜团，要探究真相，我们需要分析各种说法的可信度，并考察崔道融晚年与闽政权的关系。

四、崔道融与闽政权的关系考辨

王审知（862-925年）是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的建立者，在位期间（909-925年）以礼贤下士著称，吸引了许多中原士人南下避难，据史料记载，当时投奔闽地的文人包括韩偓、徐寅、黄滔等，他们大多受到了王审知的重用。

崔道融入闽后与王审知的关系如何？《唐才子传》称"道融每以诗讽谏，不为所容"，暗示二人关系并不融洽，崔道融作为唐朝旧臣，可能对王审知这样的藩镇武人出身的割据者心存芥蒂，而他的诗讽谏行为也显示了他未能完全适应新政权下的文人角色。

王审知素有"开闽王"之美誉，史载其"为人俭约，好礼下士"，大规模杀害士人的记录极少，十国春秋》中"为审知所害"的说法可信度不高，可能是后世对五代乱世"武人跋扈"的刻板印象所致。

更可能的情况是，崔道融作为前朝遗臣，在闽地并未获得重要职位，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加上对唐朝灭亡的悲痛，导致其晚年精神抑郁。《唐才子传》的"郁郁而卒"说较为合理，既符合崔道融的性格与处境，也与当时许多唐遗民的命运相吻合。

五、崔道融诗歌中的死亡预兆

诗人的作品往往是其内心世界最真实的反映，通过分析崔道融现存诗作，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忧郁情绪和对死亡的思考，这些或许暗示了他晚年的心理状态。

在《悲李拾遗》中，他写道："故友从来匪石心，谏多难得主恩深，行朝半夜烟尘起，晓殿吁嗟一镜沉。"诗中"谏多难得主恩深"一句，或许暗含了自身讽谏不被接纳的感慨；"晓殿吁嗟一镜沉"则象征唐朝的灭亡，表达了他的亡国之痛。

《读杜紫微集》中"时浮应寡合，道在不嫌贫"等句，显示了他对仕途的疏离感；《镜湖雪霁贻方干》"夜夜忆故人，长教山月待"则流露出深切的孤独，这些诗作共同勾勒出一位忧国忧民、孤独失意的诗人形象，为"郁郁而卒"的说法提供了文本证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寓题》："人间万恨已难平，栽得垂杨更系情，犹喜闰前霜未下，菊边依旧舞身轻。"诗中"人间万恨已难平"堪称他晚年的心境写照，而"菊边依旧舞身轻"则强作欢颜，更显悲凉，这样的诗作显示崔道融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痛苦，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健康必然受损。

六、唐末五代文人的典型命运

崔道融的死亡方式在唐末五代文人中并非特例，这一时期，文人大致面临以下几种命运：

1、殉唐而死：如韩偓虽南逃福建，但终身不仕新朝，保持气节；司空图在唐亡后绝食而死。

2、出仕新朝：如和凝、冯道等先后服务于多个政权，虽身居高位但后世评价复杂。

3、隐居避世：如齐己、贯休等僧人诗人，远离政治漩涡。

4、死于战乱：大量文人在频繁的战乱中丧生，如韦庄《秦妇吟》所描绘的惨状。

崔道融选择了介于殉唐与隐居之间的道路——他未以激烈方式殉国，但也拒绝为新政权服务，最终在精神痛苦中离世，这种"不合作亦不抵抗"的态度，是许多中层文人的典型选择，反映了他们在道德理想与现实生存间的艰难平衡。

七、精神之死先于肉体

综合各种史料和文本分析，崔道融很可能是因政治理想破灭、国家灭亡的打击以及个人境遇的困顿而"郁郁而卒"，具体死亡时间应在后梁开平年间（907-911年），地点在福建，所谓"为审知所害"的说法缺乏确凿证据，更可能是后世对五代乱世的想象性叙述。

从更深层次看，崔道融的死亡象征着传统士人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困境，唐朝的灭亡不仅是一个政权的终结，更是一种文化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崩溃，对崔道融这样的诗人而言，精神世界的崩塌可能比肉体的死亡更为痛苦，他的诗作中反复出现的"故人"、"故国"意象，表明他始终生活在过去的记忆中，无法与新时代和解。

崔道融之死，最终是一个关于文化认同与个人气节的故事，在政权更迭的洪流中，他选择了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代价是被边缘化和精神痛苦，他的死亡方式，与他的诗作一样，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见证，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文人风骨与历史命运的深刻思考。

八百余年后，清代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道："文人自古多忧患，不是悲秋亦怆神。"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崔道融悲剧命运的最佳注脚——在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敏感而正直的文人往往最难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们的死亡也因此超越了单纯的生理终结，成为一种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