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语言表达的艺术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古人对于言辞的运用，尤其是对褒贬态度的表达，形成了独特而精妙的体系，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直白的"无论褒贬"这一表述，古代文人墨客在表达类似概念时，往往采用更为含蓄、典雅的方式，通过特定的词汇、句式结构和修辞手法来传达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这种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了古代汉语的丰富性，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的思想精髓。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古代汉语中表达"无论褒贬"这一概念的多种方式，分析其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并探讨这种表达艺术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与启示，通过对这一语言现象的深入考察，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文献中的微妙表达，也能从中汲取智慧，丰富当代语言运用的技巧。

一、古代汉语中表达"无论褒贬"的常用词汇

古代汉语中存在一系列专门用于表达中立态度的词汇，这些词汇往往蕴含着"不论好坏"、"不分褒贬"的深层含义。"臧否"一词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论语·雍也》中有言："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朱熹注曰："不言臧否，而意自见。"此处的"臧否"即包含了褒贬评价的双重含义，而"不言臧否"则暗示了一种超越简单二元评价的态度。

另一个常见表达是"毁誉"。《庄子·德充符》云："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这里的"毁誉"并举，涵盖了负面批评与正面赞扬两个方面，表达了一种超越世俗评价的哲学态度，类似的双字词还有"褒贬"本身，如《后汉书·党锢传序》："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quot;品覈公卿，裁量执政"便暗含褒贬之意。

单字词方面，"论"字常被用来表达中立性的评价。《史记·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处的"论"即包含分析评价之意，而不预设褒贬立场，同样，"评"字也具有类似功能，如《文心雕龙·序志》："评理若衡，照辞如镜"，强调评价的中立性与客观性。

虚词组合方面，"无问"、"不论"等结构常被用来表达不受褒贬限制的态度，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中的"不...不..."结构便是一种典型的超越二元对立的表达方式，范仲淹《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同样采用了这种否定对称结构来表达超越世俗评价的境界。

这些词汇和结构的使用，体现了古代文人在表达评价时追求的一种平衡与超脱，既不回避判断，又不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展现了汉语表达的丰富层次和深刻智慧。

二、古代散文中表达中立态度的句式结构

古代散文在表达"无论褒贬"这一概念时，发展出了多种独特的句式结构，这些结构通过特定的语法形式传达了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复杂态度，对称性否定结构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论语·先进》中记载："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里的"无适也，无莫也"采用了对称的否定形式，"适"有赞同之意，"莫"有反对之意，双重否定表达了不预先设定立场的态度，这种结构在先秦典籍中颇为常见，如《孟子·公孙丑下》："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样采用了类似的对称否定方式。

"不问"句式是另一种表达中立态度的常见结构。《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思想，在实际表达中常转化为"不问"的句式，如"不问牛马"、"不问黑白"等，暗示超越世俗分别的境界。《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管宁"割席分坐"的故事后评论曰："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华歆后为太尉，欲辟宁，宁竟不往，不问贵贱，不易其操。"此处的"不问贵贱"明确表达了不受世俗价值标准影响的立场。

疑问代词虚指用法也是古代散文中表达普遍性的重要手段。《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其中的"quot;并不特指某个具体对象，而是泛指所有其他情况，这种虚指用法实质上包含了一切可能性，同样，《论语·卫灵公》中"有教无类"的"无类"，也是通过虚指表达了不受类别限制的普遍性。

"并"字结构在古代散文中常用于表达包容对立双方的态度。《文心雕龙·原道》开篇："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此处的"并"字包含了同时存在的含义，韩愈《原毁》中"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同样采用了并举对立现象的结构，暗示这些现象不受主观褒贬影响的客观性。

这些句式结构的使用，使古代散文在表达评价时能够保持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平衡的态度，既不回避判断，又不陷入偏执，体现了古代文人思维的辩证性和语言的精妙性，通过这些结构，作者能够巧妙地表达"无论褒贬"的立场，同时避免了直白表述可能带来的生硬感，展现了汉语表达的含蓄之美和深邃智慧。

三、古代韵文中超越褒贬的表达艺术

古代韵文，尤其是诗歌，在表达超越简单褒贬的态度方面发展出了更为精妙的艺术手法，意象并列是诗人们常用的技巧之一，王维《终南别业》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两句，通过"水穷"与"云起"的意象并置，不赋予任何一方优先价值，展现了诗人超然物外的心境，这种意象的平等呈现，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世俗评价的哲学表达，李白《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同样通过意象的并置与反应的悬置，表达了一种无法也不愿用世俗标准衡量的生活态度。

情景交融的手法也常被用来表达超越褒贬的境界，陶渊明《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描绘的日常生活场景，不加修饰，不置可否，却通过情景的自然呈现传递了诗人内心的平和与超脱，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通过情景的辩证关系，表达了一种超越主观评价的认识论立场。

对比映衬是另一种常见手法，杜甫《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中，"绝代"与"幽居"形成鲜明对比，但诗人并不评判这种处境的好坏，而是通过对比展现命运的无常与复杂，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的"同是"与"何必"形成语义上的对照，表达了超越世俗亲疏评价的人生感悟。

虚词妙用同样体现了诗人超越二元对立的智慧，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中叠词的运用，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中"但"字的转折，都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创造了一种超越常规评价的审美意境。

古代韵文通过这些艺术手法，达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在看似简单的语言背后，蕴含着对世界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和对简单化评价的超越，这种表达艺术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也为后人提供了理解世界和处理价值冲突的独特视角。

四、历史典籍中记载的超越褒贬的典型事例

历史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古人在言行中体现超越褒贬态度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生动展现了"无论褒贬"这一哲学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临别赠言："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老子的这番劝诫，不直接评价孔子学说的优劣，而是提出一种超越世俗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体现了道家思想中超越二元对立的智慧。

《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管宁与华歆"割席分坐"的故事后，提到："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华歆后为太尉，欲辟宁，宁竟不往。"管宁不因华歆后来的显达而改变态度，也不因当初的决裂而完全否定其人，表现出一种超越世俗褒贬的坚定操守，同书还记载了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洒脱形象，以及他对钟会来访时"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的著名反问，都体现了魏晋名士超越世俗评价的精神境界。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与魏徵的互动，太宗曾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对魏徵的评价超越了单纯的褒贬，而是将其视为自我完善的工具，体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价值判断。

《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这一评价既肯定了苏轼的忠贞，也不回避其政治遭遇，呈现了一种平衡的历史视角，而非简单的歌功颂德或愤世嫉俗。

这些历史记载表明，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实践中常常追求一种超越简单褒贬的态度，他们或通过言行直接体现这种境界，或在评价他人时保持客观平衡的视角，这种态度不是价值中立或道德相对主义，而是对事物复杂性的尊重和对更高真理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古代哲学思想对超越褒贬的表达方式的影响

古代哲学思想对"无论褒贬"的表达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儒、道、佛三家在这一问题上各有独特见解又相互交融，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为超越简单褒贬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就形成了谨慎平衡的评价方式，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的人格形象，正是这种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儒家虽强调道德判断，但反对过度和偏执的评价，如《论语·子路》中"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表达了对极端态度的审慎看法。

道家思想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更为彻底。《老子》第二章明确提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直接质疑了世俗褒贬标准的绝对性，庄子通过"齐物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庄子·齐物论》中"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的论述，从根本上消解了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这种哲学思想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就形成了大量"不谴是非"（《庄子·天下》）的表述方式，如"无誉无訾"（《庄子·山木》）、"不避是非"（《庄子·天下》）等。

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对古代文人超越褒贬的表达方式也有重要影响。《坛经》中"不思善，不思恶"的教导，以及"不立文字"的主张，都强调超越概念分别的直接体验，这种思想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一类不落判断的诗歌意境，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题西林壁》）同样体现了佛教认识论的相对性思维。

儒、道、佛三家思想的交融，使古代文人在表达评价时能够保持一种既入世又超脱的态度，他们既不像道德相对主义者那样放弃判断，也不像独断论者那样固执己见，而是在承认判断必要性的同时，保持对判断本身局限性的清醒认识，这种思想背景使得"无论褒贬"的表达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和多层次的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六、超越褒贬的表达方式在现代汉语中的传承与发展

古代汉语中"无论褒贬"的表达方式在现代汉语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传承与发展，这一语言现象反映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和适应性，词汇方面，许多古代表达中立态度的词语仍然活跃在现代汉语中。"客观"一词的广泛使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源自佛教"对境"的概念，经过现代转型后成为表达中立立场的最常用词汇之一。"中立"、"公正"、"不偏不倚"等词语同样延续了古代的表达传统，现代汉语还创造了一些新词语来表达类似概念，如"价值中立"、"去价值化"等，这些新词虽然采用了现代构词法，但在精神实质上与古代超越褒贬的思想一脉相承。

句式结构方面，现代汉语继承了古代对称否定等结构，并发展出新的变体，如"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等四字格言，既保留了古代句式的平衡美，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现代汉语中"无论...还是..."、"不分..."等句式，如"无论好坏"、"不分优劣"等，都是古代"无问"句式的发展演变，这些结构在现代新闻报道、学术论文和官方文书中被广泛使用，成为表达客观立场的重要语言工具。

修辞风格上，现代汉语吸收了古代韵文意象并置等手法，形成了更为丰富的表达方式，现代诗歌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这样的诗句，继承了古代诗歌不直接评判而通过意象对比传达复杂态度的传统，现代散文也常常采用情景交融的手法表达超越简单评价的思考，如钱钟书《围城》中对人物命运的描写，既不是简单的讽刺也不是无条件的同情，而是保持了多层次的观察视角。

现代传媒语言对古代超越褒贬的表达方式既有继承也有变异，新闻报道理论上要求的客观性原则，与古代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有相通之处，但现代传媒也发展出了一些新的表达策略，如"据消息人士透露"、"有分析认为"等间接引语形式，这些形式虽然不是直接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但在功能上同样服务于表达中立立场的需要。

学术语言中，古代超越褒贬的表达方式被系统化为学术客观性的规范，学术写作中避免情绪化语言、使用被动语态和无人称结构等要求，与古代学者"不轻议前人"的谨慎态度有内在一致性，现代学术语言还发展出了系统的文献综述方法，要求全面呈现不同观点，这种平衡呈现的方式同样体现了对古代辩证思维的继承与发展。

总体而言，古代汉语中"无论褒贬"的表达方式在现代汉语中不仅得到了保存，而且根据现代交际需要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这一现象表明，语言表达形式的演变背后是思维方式的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二元对立的辩证思维，通过语言的传承与革新，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和认知模式。

通过对古代汉语中"无论褒贬"表达方式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表达上的精深造诣和独特智慧，从"臧否"、"毁誉"等特定词汇，到对称否定、"不问"等句式结构，再到意象并置、情景交融等艺术手法，古代文人发展出了一套丰富而精妙的语言系统来表达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复杂态度，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价值中立或判断缺席，而是对事物复杂性的尊重和对更高层次真理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中"中庸"、"齐物"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历史典籍中记载的诸多事例表明，这种超越褒贬的态度不仅是语言技巧，更是古人处世智慧的重要体现，从孔子"温而厉"的人格形象，到魏晋名士"目送归鸿"的洒脱风范，再到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辩证思考，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体现着这种超越简单评价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这种传统通过儒、道、佛三家思想的交融互渗而不断丰富，形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

在现代汉语中，这一表达传统得到了多方面的传承与发展，无论是日常语言中的"不卑不亢"，还是学术写作中的客观性规范，抑或是文学创作中的多层次表达，我们都能看到古代智慧的现代表现，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形式模仿，而是思维方式的延续和文化基因的传递，在全球化和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面对日益复杂的价值冲突和认知挑战，中国古代超越简单褒贬的表达艺术和思维智慧，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和思想启示。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思维的外化和文化的载体，研究古代汉语中"无论褒贬"的表达方式，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古代文献，也能启发我们反思现代语言运用中的局限与可能，在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日益盛行的今天，重新发现和汲取中国传统表达艺术中的辩证智慧，对于构建更为包容、理性的公共话语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