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御"与"诗"这两个看似不同的概念，实则交织出一幅权力与艺术相互塑造的壮阔图景。"御"最初指驾驭车马，后引申为统治、掌控；"诗"则是人类情感与智慧的自由表达，当二者相遇，便形成了独特的"御诗"文化现象——既是帝王将相通过诗歌彰显文治武功的手段，也是文人墨客在权力场域中寻求表达空间的策略，本文将从历史脉络、文化内涵和现代启示三个维度，探讨"御什么诗"这一命题背后隐藏的权力与艺术的复杂关系。

一、御诗传统的历史脉络

中国诗歌与权力的联姻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诗经》中的"颂"部分便是最早的御用诗歌，如《周颂·清庙》："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这些诗篇以庄严典雅的风格歌颂周王朝的功德，体现了诗歌为政治服务的初始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诗经》同时收录了大量来自民间的"风"诗，形成了官方话语与民间声音的奇妙共存，这种双重性成为后世御诗文化的基因特征。

汉代确立了乐府制度，汉武帝设立乐府机构，"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既收集民间歌谣以观风俗，也创作祭祀雅乐以彰正统，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写道："赋者，古诗之流也"，道出了汉代大赋作为御用文学的本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等作品，以铺张扬厉的笔法描绘帝国气象，成为权力美学的典范。

唐代将御诗文化推向高峰，唐太宗李世民不仅以武力统一天下，更以文治闻名，他亲自参与诗歌创作，留下《帝京篇》等作品，开创了帝王亲自赋诗的传统，宋代则进一步制度化，宋真宗时期设立的龙图阁、天章阁等机构，专门收藏御制诗文，形成了系统的御诗管理体系，元代虽为少数民族政权，但元仁宗等帝王也积极学习汉诗创作，表现出对中原御诗传统的接纳。

明清时期，御诗文化达到鼎盛，明成祖朱棣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清乾隆皇帝一生创作四万余首诗，数量超过《全唐诗》总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频繁举行君臣唱和活动，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的"千叟宴"，数百老臣与皇帝赋诗应和，场面宏大，这些行为不仅展示了帝王的文化素养，更是权力展示与文化控制的精妙手段。

二、御诗现象的文化解读

御诗文化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治"理念。《论语·为政》记载孔子之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种以道德文化而非单纯武力统治的思想，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文化表现，帝王的诗作往往刻意模仿儒家经典，如乾隆的《御制乐善堂全集》明确标榜对《诗经》传统的继承，通过诗歌构建其作为"圣王"的形象。

从文学角度看，御诗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范式，在内容上多描写宫廷生活、祭祀典礼、巡游狩猎等帝王专属体验；在风格上追求典雅庄重，多用典故，避讳俚俗；在形式上偏重格律严整的五七言诗，唐代上官仪的"绮错婉媚"体，宋代西昆体的精工富丽，都曾作为御用诗风流行一时，这些特征使御诗与文人诗歌形成鲜明对比，如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等个人化风格在御诗中极为罕见。

御诗文化也反映了复杂的权力博弈，它是帝王展示文化领导权的方式，如唐玄宗设立翰林学士院，将优秀文人纳入官僚体系；文人通过献诗谋求仕进，形成特殊的"干谒"现象，王维因《赋得清如玉壶冰》受太平公主赏识，白居易因《长恨歌》得到唐宪宗器重，都是文人借助诗歌与权力对话的例证，在这种互动中，诗歌既是攀附权力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婉谏批评的载体，如苏轼的"乌台诗案"就展现了御诗文化的风险性。

值得注意的是，御诗传统对民间诗歌的影响同样深远，帝王的审美趣味通过科举考试、官方文集等渠道向下渗透，塑造了整个社会的诗歌风尚，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当时诗坛"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倾向，某种程度上正是御诗文化过度扩张的结果，民间诗歌也常以隐晦方式回应御诗，如唐代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表面写新婚，实则表达对科举结果的忐忑，展现了底层文人对权力话语的复杂态度。

三、御诗文化的现代启示

进入现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御诗文化已然式微，但权力与艺术的互动关系依然存在，只是以新的形式呈现，民国时期，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提出"不模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等主张，正是对御诗传统的反拨，1949年后，大陆的"新民歌运动"、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都包含当代御诗文化的元素，体现了诗歌与意识形态的持续关联。

当代文化政策中的御诗元素值得深思，政府主办的诗歌节、官方出版的诗歌选集、领导人引用的古诗词，都可视为传统御诗文化的现代转型，如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引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诗句，延续了领导人以诗言志的传统，这些现象引发思考：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诗歌与权力应当保持何种关系？是完全分离，还是可以建立新型的良性互动？

从个人创作角度看，御诗传统提醒我们警惕艺术异化的风险，当诗歌过度服务于外在目的——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商业利益——都可能丧失其本真的艺术价值，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指出，真正的艺术是"真理自行置入作品"，这种自律性正是御诗文化常常缺乏的，当代诗人需要思考如何在保持艺术独立性的同时，对社会现实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御诗传统中蕴含的文化领导权理念对当今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统治者通过诗歌等文化形式确立正统性、凝聚社会共识的做法，提示我们文化影响力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出，文化不仅反映权力关系，其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资源，当代中国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某种程度上正是传统文治理念的现代演绎。

御诗之外的诗意栖居

回望"御什么诗"这一命题，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与艺术相互塑造的中国文化史，从《诗经》的"颂"到乾隆的御制诗，从汉赋的铺张扬厉到现代官方诗歌活动，御诗传统既展示了中国文化中政治与艺术的紧密联系，也暴露了艺术被权力收编的风险，在当代语境下，我们或许应当追求一种更为平衡的关系：既承认艺术与权力的必然互动，又守护诗歌作为人类精神自由表达的本质。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提醒我们诗歌最终指向的是人类存在的本真状态，无论是面对政治权力、商业逻辑还是技术理性，诗歌都应当保持其批判性与超越性，御诗传统留给今天的启示或许在于：真正的文化领导权不在于控制艺术，而在于创造让艺术自由生长又能服务社会的环境，当权力懂得尊重艺术的自主规律，艺术能够真诚回应时代关切，我们才能迎来真正的文化繁荣。

在这个意义上，"御什么诗"的终极答案可能是：御之以道，而非御之以权；御之以文化共情，而非御之以政治功利，唯有如此，诗歌才能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又是个体心灵的歌唱，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焕发永恒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