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一位才华横溢、影响深远的文豪，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政治波折与人生起伏。“乌台诗案”是他人生中最惊险的一次劫难，几乎让他命丧黄泉，苏东坡究竟是如何从这场牢狱之灾中脱身的？本文将详细解析这一历史事件，揭示其中的政治角力、人情冷暖以及苏轼本人的智慧与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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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的起因：文字狱的阴影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朝廷内部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两大阵营，苏轼虽不完全反对变法，但对其中一些激进措施持批评态度，并在诗文中流露出对民生的忧虑和对新政的不满。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照惯例向皇帝上呈《湖州谢上表》，这篇例行公事的谢表中，苏轼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被新党人士解读为讽刺朝廷用人不当，暗指新党官员是“新进”而无能之辈。

更严重的是,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搜集了苏轼的大量诗文，断章取义，指控他“谤讪朝廷”“大逆不道”，由于御史台的官署内种有柏树，常有乌鸦栖息，故称“乌台”，此案因此得名“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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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入狱：生死一线的煎熬

1079年7月,朝廷下令逮捕苏轼，当钦差抵达湖州时，苏轼正在办公，听闻消息后惊慌失措，甚至不敢出门迎接，在押解回京的途中，他曾试图投江自尽，但被随行官员制止。

入狱后,苏轼遭受了严酷的审讯，狱吏逼他承认“谋反”罪名，甚至威胁要对他用刑，苏轼在《狱中寄子由》一诗中写道：“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可见其内心的恐惧与绝望。

当时,宋朝法律对“谤讪朝廷”的处罚极重，轻则流放，重则处死，苏轼的许多亲友，包括弟弟苏辙、好友王诜等，都受到牵连，朝中旧党人士如司马光、范镇等也被迫沉默，以免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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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营救：贵人相助的关键

尽管形势危急,但苏轼并非孤立无援，他的出狱，离不开以下几个关键人物的帮助：

宋神宗的犹豫与惜才

宋神宗虽支持变法,但对苏轼的才华颇为欣赏，据《宋史》记载，神宗曾对左右说：“苏轼非讪谤，只是言事耳。”这表明皇帝并未完全相信苏轼有谋反之心，而是认为他的诗文只是批评时政，并非大逆不道。

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

当时,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仁宗皇后）病重，她听闻苏轼下狱，对神宗说：“先帝（仁宗）尝称苏轼、苏辙为宰相才，今轼以诗系狱，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这番话让神宗动摇了杀心。

宰相吴充的直言

宰相吴充虽是王安石的女婿,但他为人正直，一次，神宗问他：“苏轼可比古代何人？”吴充回答：“轼虽小有过失，然其才可比李白。”神宗听后沉默良久，最终决定从轻发落。

弟弟苏辙的舍身救兄

苏辙上书朝廷,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官职和俸禄为兄长赎罪，他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写道：“臣愿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这种手足情深之举，也打动了朝中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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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与贬谪：死里逃生的结局

经过近四个月的审讯,1079年12月，朝廷最终判决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虽然官职被贬，但总算保住了性命，出狱当天，苏轼写下了著名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诗中既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也有对未来的豁达，此后，苏轼在黄州度过了四年多的贬谪生活，写下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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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思：乌台诗案的影响

乌台诗案不仅是苏轼个人的生死劫难,也是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典型案例，它反映了专制王朝对言论的压制，以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苏轼的脱险也展现了人性中的温情——无论是皇帝的惜才、太后的劝谏，还是亲友的舍身相救，都成为他得以生还的关键因素。

苏轼出狱后,并未因这场灾难而消沉，反而在逆境中升华了自己的文学与思想境界，正如他在《定风波》中所写：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种超然的人生态度,正是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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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出狱,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他个人品格与才华的必然，乌台诗案虽让他饱受折磨，却也让他的人生更加厚重，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苏轼用他的智慧与豁达，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