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杜甫并称为唐代三大诗人，他的诗歌以通俗易懂、反映社会现实而著称，代表作如《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千古，除了文学成就外，白居易的仕途生涯也颇具戏剧性，尤其是他曾担任的“司马”一职，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本文将探讨白居易与“司马”这一官职的关系，分析其政治生涯的起伏，以及这一职位如何影响他的文学创作和人生哲学。

一、唐代的“司马”是什么官职？

在唐代，“司马”是地方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官职，属于州郡的副职，主要负责协助刺史（州的长官）管理政务，根据《唐六典》记载，唐代的州分为上、中、下三等，司马的品级也随之不同：

上州司马：从五品下

中州司马：正六品上

下州司马：从六品下

司马的职责包括协助刺史处理政务、监督官员、管理文书等，但在实际运作中，司马往往被视为闲职，尤其是当官员被贬谪时，常被安排担任司马一职，司马在唐代官场中带有一定的贬谪色彩。

二、白居易的仕途与司马之职

白居易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早年凭借才华和科举成绩步入官场，曾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等职，深受唐宪宗赏识，由于他直言敢谏，得罪权贵，最终在元和十年（815年）因“越职言事”之罪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一事件成为白居易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1. 被贬江州司马的背景

白居易被贬的直接原因是他在《论元稹贬官状》中为好友元稹辩护，并批评宦官专权，触怒了当朝权贵，他的诗歌《新乐府》和《秦中吟》揭露社会黑暗，也引起统治阶层的不满，他被贬为江州司马，远离政治中心。

**2. 江州司马的闲散生活

在江州期间，白居易的官职虽然是司马，但实际上并无实权，他在《与元九书》中写道：“司马之职，闲散无事。”这一时期，他远离朝堂纷争，有更多时间游历山水、结交文友、创作诗歌，著名的《琵琶行》便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句，道尽了他被贬后的孤寂与感慨。

三、司马之职对白居易的影响

**1. 文学创作的转变

被贬江州司马后，白居易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的讽喻诗（如《卖炭翁》）尖锐批判社会现实，而贬谪后，他的诗歌更加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如《琵琶行》和《长恨歌》都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他还创作了大量闲适诗，如《钱塘湖春行》，展现了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

**2. 思想上的超脱

在江州期间，白居易开始接触佛教和道家思想，逐渐形成“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他在《庐山草堂记》中写道：“吾本野人，性爱丘山。”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使他在后来的仕途中更加从容，不再执着于政治斗争。

**3. 仕途的后续发展

尽管被贬，白居易并未彻底退出官场，数年后，他先后调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职，晚年甚至官至太子少傅，江州司马的经历让他对政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晚年他选择退隐洛阳，专注于诗文和佛学。

四、司马与唐代文人的贬谪文化

白居易的司马经历并非个案，唐代许多文人都曾因政治斗争被贬为司马，如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司马一职在唐代成为文人贬谪的象征，反映了当时官场的残酷与文人的无奈。

正是这些贬谪经历，促使许多文人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作品，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刘禹锡的《陋室铭》，都是在贬谪期间写成的，可以说，司马这一官职，虽然带有政治惩罚的性质，却意外地成为唐代文学的重要催化剂。

五、结语

白居易与“司马”这一官职的关系，不仅是其个人仕途的转折点，也是唐代文人政治命运的一个缩影，从直言敢谏的左拾遗，到闲散无权的江州司马，再到晚年超然物外的香山居士，白居易的一生展现了文人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挣扎与平衡，司马之职虽让他远离权力中心，却也给了他创作的空间和思想的升华，正如他在《琵琶行》中所言：“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段经历，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也让后世读者得以窥见唐代文人的真实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