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以编撰《三国志》而闻名于世，作为西晋时期的重要学者，陈寿不仅以其严谨的史学著作影响了后世对三国历史的理解，其文学才华也值得关注，相较于他在史学领域的显赫名声，陈寿的诗歌创作却鲜为人知，成为文学史上一个被忽视的角落，本文旨在系统梳理陈寿现存诗作，分析其诗歌的艺术特色，并探讨这些诗作与其史学著作《三国志》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全面展现这位史学家的文学成就。

陈寿生平及其文学背景

陈寿生于三国时期的蜀汉，自幼聪慧好学，师从著名学者谯周，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蜀汉灭亡后，陈寿入晋为官，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这些职务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历史文献，为后来编撰《三国志》创造了条件，在西晋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陈寿既是一位严谨的史官，也是一位具有文学修养的士人。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诗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貌，建安文学、正始之音、太康文学相继兴起，文人雅集、诗歌唱和成为时尚，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陈寿虽以史学闻名，但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文学潮流的影响，据史料记载，陈寿"善属文"，具备相当的文学创作能力，只是其文学成就被史学光芒所掩盖。

值得注意的是，陈寿所处的时代，史学与文学尚未完全分离，史学家往往兼具文学家身份，司马迁的《史记》就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其文字简洁有力，叙事生动，展现出高超的语言艺术，这种史学与文学的交融，为我们理解陈寿的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背景。

陈寿现存诗作考述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寿的诗作大多散佚，现存数量极少，通过爬梳历代文献，目前可以确定为陈寿所作的诗歌仅有数首，其中较为可靠的是收录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咏怀》三首，这三首诗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历史的深刻思考，展现了陈寿作为史学家的独特视角。

《咏怀》其一写道："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拒阡陌，子母相钩带。"这首诗借用秦末邵平种瓜的典故，暗喻世事变迁、富贵无常的道理，陈寿通过历史典故抒发感慨，体现了他将历史思考融入诗歌创作的特点，其二云："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这首诗以自然景物为喻，揭示了当时门阀制度下人才受压抑的社会现实，反映了陈寿对社会不公的深刻认识。

除《咏怀》组诗外，还有一些署名陈寿的诗作散见于各类古籍中，但其真实性尚存争议，如《艺文类聚》中收录的《赠石崇》，风格与陈寿其他作品有异，可能是后人伪托之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引用的某些韵文，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诗歌，但也展现了陈寿的文学才能，值得研究者关注。

陈寿诗作散佚严重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魏晋时期文献保存条件有限，许多作品自然湮灭；二是陈寿以史学名世，其文学作品未被充分重视；三是后世对《三国志》的推崇反而掩盖了他的其他成就，尽管如此，现存的零星诗作仍为我们了解陈寿的文学世界提供了珍贵窗口。

陈寿诗歌的艺术特色

陈寿的诗歌虽然数量不多，但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内容上，他的诗作多咏史抒怀，表现出浓厚的史学思维，与同时代诗人偏重个人情感抒发不同，陈寿善于将个人感慨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中，使其诗作具有深沉的历史厚重感，如《咏怀》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之句，既是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对历史规律的总结。

在艺术风格上，陈寿诗歌语言简练，不事雕琢，体现了史学家务实的文风，他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和复杂的修辞，而是以质朴有力的语言直抒胸臆，这种简洁明快的风格与其史学著作《三国志》的"文质辨洽"一脉相承，展现了作者一贯的写作特点，钟嵘《诗品》虽未收录陈寿，但这种质朴诗风实与"建安风骨"有相通之处。

在表现手法上，陈寿善用比兴寄托，通过自然景物或历史典故表达深刻思想，前文所引的"涧底松"与"山上苗"的对比，形象地揭示了门第与才能倒置的社会现象，这种手法避免了直白的说教，使诗歌既含蓄又富有哲理，体现了魏晋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

与同时代诗人相比，陈寿的诗歌少了些浮华绮丽，多了些深沉质朴，相较于陆机的华丽铺排、潘岳的缠绵悱恻，陈寿的诗更接近左思的《咏史》系列，具有"刚健沉郁"的特点，这种差异源于陈寿作为史学家的独特视角和思维方式，使其诗歌在太康文学中独树一帜。

陈寿诗歌与《三国志》的关系

陈寿的诗歌创作与其史学巨著《三国志》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两者在思想内容上相互贯通，陈寿在《三国志》中表现出的历史观、价值观，同样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如对人才选拔的关注、对历史变迁的感慨，既是《三国志》的重要主题，也是其诗歌表达的核心内容。

在艺术表现上，《三国志》简洁生动的叙事风格与其诗歌的质朴文风具有一致性，陈寿善于用简练的语言刻画人物、叙述事件，这种能力同样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如《三国志》中对诸葛亮"治戎讲武"的描写，与《咏怀》中对自然景物的勾勒，都显示出作者驾驭语言的精湛功力。

尤为重要的是，陈寿的诗歌可以视为其史学思想的诗意表达。《三国志》作为正史，需要遵循客观严谨的写作规范，而诗歌则提供了抒发个人感受的空间，通过诗歌，陈寿表达了那些无法在史书中直接陈述的思考和情感，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陈寿完整的思想世界。《三国志》对曹魏正统地位的承认是出于政治考量，而诗歌中的历史感慨则可能透露了作者更复杂的态度。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陈寿的史学著作与诗歌创作代表了魏晋时期文史交融的典型现象，这一时期，史学著作常具有文学价值，而文学作品也常包含历史思考，陈寿作为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其《三国志》被后人誉为"叙事工妙"，而其诗歌则因历史深度而独具价值，两者共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史上的独特地位。

陈寿诗歌的接受与影响

历史上对陈寿诗歌的接受情况颇为复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陈寿主要以史学家身份闻名，其文学成就未受到足够重视，刘勰《文心雕龙》评述了众多作家，却未提及陈寿的文学创作；钟嵘《诗品》品评了122位诗人，也未将陈寿纳入其中，这种现象可能与陈寿诗作数量稀少、流传不广有关。

唐宋以降，随着《三国志》地位的提升，陈寿的史学成就得到广泛认可，但其诗歌仍鲜被论及，少数文人如苏轼在评价《三国志》时，曾间接提及陈寿的文笔之妙，但专门讨论其诗歌者仍寥寥无几，直到明清时期，一些学者在辑录先唐诗歌时，才开始注意到陈寿的零星诗作，并将其收入各类诗歌总集中。

近代以来，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陈寿的诗歌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文学史著作开始提及陈寿的文学创作，肯定其在魏晋诗坛的地位，研究者指出，虽然陈寿诗作存世不多，但质量较高，具有独特的史学韵味，为研究魏晋士人心态提供了宝贵材料。

陈寿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后世咏史诗的潜在影响，陈寿将历史思考融入诗歌的做法，为后来左思、陶渊明等人的咏史诗创作提供了先例，二是展示了史学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可能性，陈寿的例子证明，严谨的史学思维与诗性表达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种文史交融的传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陈寿诗歌的接受史也反映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倾向：往往重视专职诗人的创作，而忽视像陈寿这样以其他成就闻名的人物的文学作品，重新发现和评价陈寿的诗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魏晋文学的多维面貌。

通过对陈寿现存诗作的系统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陈寿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其诗歌创作虽数量有限，但艺术价值不容忽视，陈寿的诗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内容上多咏史抒怀，风格上质朴深沉，表现手法上善用比兴寄托，展现了史学家诗歌的独特魅力，陈寿的诗歌与其史学著作《三国志》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他完整的思想和艺术世界。

重新发现和评价陈寿的诗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陈寿这位历史人物，认识其作为文人的一面；也为研究魏晋时期文史关系提供了典型案例，陈寿的例子表明，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史学与文学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相互滋养的。

陈寿诗歌研究也给我们带来方法论上的启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避免单一化、标签化，像陈寿这样的大家，其成就往往是多方面的，研究者需要以开放的眼光发现被主流叙事遮蔽的侧面，文学史研究也应当关注那些非"专业"诗人的创作，以更全面地把握文学发展的复杂图景。

展望未来，陈寿诗歌研究仍有拓展空间，随着古籍数字化和文献检索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有新的陈寿诗作被发现；通过与其他魏晋诗人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准确地定位陈寿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可以进一步探讨陈寿诗歌被忽视的原因及其当代价值，这些研究方向都将丰富我们对陈寿及其时代的认识。

陈寿的诗歌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虽然如散落的珍珠般稀少，却闪烁着独特的光芒，通过系统收集和研究这些文学遗珠，我们不仅能够更全面地评价陈寿的成就，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魏晋文化的多元面貌，从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