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开采者，取天地之精华，掘山川之蕴藏，以资民用者也，自古及今，凡文明之兴，莫不赖开采之功，金玉出于沙石，铜铁生于矿脉，煤炭蕴于地底，盐卤藏于海井，开采之道，非独关乎财用，亦系乎国计民生，乃至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论开采，当明其源流，察其利弊,而后知其所宜。

开采之源流

开采之事，肇端于上古。《尚书·禹贡》载：“厥贡惟金三品。”盖言夏禹之时，已有金、银、铜之贡赋，可知开采之术，由来久矣。《周礼》有“矿人”之职，掌金玉锡石之地，辨其物而为之厉禁。《管子》亦云：“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是知古之圣王，皆重开采之事,以富国利民。

秦汉以降，开采之术益精。《史记·货殖列传》言：“江南出金锡连丹沙，山东多鱼盐漆丝。”汉武置盐铁官，专司开采煮炼，以充国用，唐时矿业大兴，《新唐书》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宋则设坑冶务，以课矿税，明永乐间，郑和下西洋，亦携金银铜铁，以易海外珍奇，足见开采之利,通于四海。

开采之利

开采之利，首在资国用，金以铸币，铜以制器，铁以造兵，盐以调味，煤炭以燃火，皆民生所必需，故《盐铁论》云：“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昔管仲相齐，通鱼盐之利，齐国以霸；桑弘羊主汉廷，专盐铁之榷，武帝以富，开采之利,诚不可轻也。

次则开物成务，以利民用，古之陶者取土，冶者采矿，工匠制器，商贾流通，皆赖开采之功，若无铜铁，则无耒耜以耕；若无煤炭，则无炉火以冶；若无盐卤，则民食不甘，故《周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开采者,实开物成务之始也。

开采能兴地利，富民生，山泽之利，若弃而不采，则地宝湮没；若采而有度，则民享其惠，如《齐民要术》所言：“山泽之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昔人掘井得盐，则一乡富足；开矿得金，则一方兴盛，故善开采者，能变瘠土为沃壤,化穷乡为富邑。

开采之弊

然开采之弊，亦不可不察，其一，过度开采，则山川枯竭。《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开采亦然，若竭泽而渔，则后必无鱼，古之铜山，采尽则废；昔之金矿，掘空则贫，故《淮南子》云：“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开采之道,贵在可持续也。

其二，开采不慎，则伤民害物，矿洞深邃，常有坍塌之患；冶炼烟尘，多致瘴疠之灾，古之矿工，深入地下，性命悬于一线；今之开采，机械虽便，然水土污染，亦贻害无穷，故《吕氏春秋》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开采之术,当以安民为本。

其三，开采无度，则坏风水，损地脉，古人信山川有灵，地脉有气，若妄加穿凿，必致灾异。《葬书》云：“地有四势，气从八方。”若掘山过甚，则地气泄而风水败，故历代帝王，多禁私采，恐伤龙脉，虽今人视之为迷信，然生态平衡之理,实与之暗合。

开采之道

既知开采有利有弊，则当求其中道，何谓中道？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采之有时,治之有法。

取之有度者，不可贪多务得。《礼记》言：“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开采亦当如是，留其余地，以养再生，譬如伐木，取大留小；采矿，探富存贫，则资源可久,子孙可享。

用之有节者，当惜物省费。《墨子》云：“节俭则昌，淫佚则亡。”金玉虽贵，不可奢靡；铜铁虽多，不可浪费，古之帝王，以俭德垂训；今之开采,亦当以节约为先。

采之有时者，顺天应人。《月令》载：“孟冬，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开采亦当因时制宜，春夏养山，秋冬取矿，使天地之气不伤,万物之生不害。

治之有法者，立法以禁滥采，设官以督奸伪，如《唐律》有“盗掘矿砂”之罪，《大明律》设“私煎盐卤”之刑，今之世，更当以科技助开采，以法治护生态，使利国而不害民,取物而不伤天。

开采之道，关乎国计民生，系乎自然平衡，善开采者，富国利民；不善开采者，竭泽焚林，故《周易》曰：“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开采之术，当合于天道，顺于民心,方能长久。

今之世，科技日新，开采之技远胜古人，然贪欲亦甚于往昔，若不思节制，恐山川竭而祸患生，愿当世主开采者，鉴古知今，取利而避害，则天下幸甚,子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