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字，在中国历史上承载着特殊的分量，唐太宗李世民以"贞观"为年号的二十三年间（627-649年），不仅开创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盛的太平盛世，更在文化领域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古文贞观，既指贞观时期以古文为载体所展现的文化繁荣，也暗喻这一时期所达到的文治高度如同古代圣王时代般纯粹美好，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禁思考：为何贞观时期的文治成就能够成为后世典范？其背后的政治智慧与文化策略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又有何启示？

一、贞观之治的文化基础

贞观盛世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之上，隋末天下大乱，文化典籍散佚，礼乐制度崩坏，唐太宗即位之初便面临着文化重建的艰巨任务，他以超乎寻常的历史自觉，主动承担起文化复兴的使命。《贞观政要》记载，太宗曾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种以史为鉴的清醒认识，为贞观时期的文化政策奠定了基调。

唐太宗对文化价值的认知极为深刻，他深知武力可以夺取天下，但唯有文化方能长久治国，在《帝范》中，他告诫太子："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这种追求卓越的文化态度，促使贞观朝在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力求尽善尽美，太宗本人就是一位卓越的文化实践者，他工于书法，擅长诗文，精通经史，与群臣论学常常至忘食的地步。

尤为难得的是，贞观时期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太宗不以帝王之尊而轻视士人，反而以真诚的态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设立的文学馆、弘文馆成为聚集天下英才的文化中心，不同学派、不同地域的学者可以在此自由交流，这种文化上的开放姿态，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对文化的垄断，使文化创造活力得到空前释放。

二、古文在贞观时期的复兴与发展

"古文"在唐代有着特定含义，主要指先秦两汉时期的质朴文风，与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相对，贞观时期，古文复兴成为文坛重要现象，这一方面是对六朝浮华文风的反拨，另一方面也是对儒家经典质朴文体的回归，唐太宗在《晋书·陆机传论》中批评六朝文风"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明确表达了对质朴文风的推崇。

贞观朝臣中，魏征、虞世南、褚亮等人都是古文复兴的重要推动者，魏征主修的《群书治要》，选录先秦至晋代的典籍精华，文风质朴切实，成为贞观君臣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虞世南则以书法和文章闻名，他的《破邪论》等文章，内容充实，语言简练，体现了古文的特点，这些大臣通过奏疏、著述等渠道，使古文成为贞观时期官方文书的主流风格。

贞观时期的古文复兴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太宗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空洞无物的文风，这一时期的古文作品大多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或论治国之道，或述历史教训，或谏皇帝过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如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直言不讳地指出太宗执政后期的懈怠之处，言辞恳切而不失尊严，堪称古代政论文的典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贞观时期的古文复兴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在继承先秦两汉文风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一时期的古文既保持了古典的庄重与简练，又融入了时代的新内容与新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贞观体"，这种文体后来对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贞观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成就

贞观时期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文化政策，其核心是"尊儒重道，兼容并蓄"，唐太宗深知儒家思想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性，即位不久便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孔颖达等人撰修《五经正义》，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权威版本和标准解释，这一工程不仅统一了经学解释，也为科举考试提供了标准教材，影响深远。

在史学编纂方面，贞观时期成就斐然，太宗特设史馆，命房玄龄监修《晋书》，魏征监修《隋书》，令狐德棻主持修撰《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等，这些史书大多由名家执笔，史料翔实，体例严谨，文笔流畅，奠定了"二十四史"中唐代所修诸史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评论，开创了帝王御撰史论的传统。

贞观时期的类书编纂也达到了很高水平，魏征主编的《群书治要》五十卷，摘录六十五种古籍中的治国理政精华；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一百卷，分类汇编各种知识，成为后世类书的典范，这些大型文化工程的完成，既保存了前代文化遗产，又为当时政治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教育制度方面，贞观朝完善了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等中央官学体系，地方州县也普遍设立学校，科举制度在贞观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进士科地位提高，明经科考试更加规范，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如马周、张玄素等寒门士子得以进入权力中心，改变了政治精英的构成。

四、贞观文治的历史影响与现代启示

贞观时期的文化建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学领域，贞观古文为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道路，韩愈、柳宗元等人继承和发展了贞观时期的文风革新主张，在史学领域，贞观确立的官方修史制度为后世历代所沿袭，直至清代，在政治文化方面，贞观之治成为后世帝王效法的楷模，《贞观政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宝典。

贞观文治的现代启示是多方面的，它表明文化繁荣需要政治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身参与，唐太宗不仅是文化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文化建设的实践者，这种"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贞观时期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在复古中实现革新，贞观朝的文化政策既有主流导向（尊儒），又保持适度弹性（容佛道），这种文化上的"和而不同"值得借鉴。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贞观文治的成功在于它建立了一种"文化治理"的模式，通过文化建设来塑造社会价值观，通过历史编纂来建构政治合法性，通过教育科举来培养和选拔人才，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治理体系，这种以文化促治理的思路，对当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仍有参考价值。

回望贞观时期的文化盛况，我们不禁为那个时代的气象与格局所震撼，古文贞观，不仅是一段历史记忆，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那种兼容并蓄的胸怀，那种质实刚健的文风，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贞观文治所体现的文化自信、历史自觉和创新精神，尤其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正如古人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古文贞观的光芒，依然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