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制度高度成熟的朝代，其文官体系发达，谏议制度完善，上书作为官员、士人乃至平民向皇帝或朝廷进言的重要方式，在宋朝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宋朝究竟有多少份上书？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历史统计，更反映了宋朝政治生态的开放性与复杂性，本文将探讨宋朝上书制度的运作方式、上书的数量估算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一、宋朝上书制度的背景与运作

**1. 上书制度的法律基础

宋朝沿袭唐制，并在《宋刑统》中明确规定了上书的法律地位，官员、士人乃至普通百姓均可通过上书向朝廷表达意见，上书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多个方面，甚至包括对皇帝个人行为的批评。

**2. 上书的分类

宋朝的上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官员奏疏：各级官员向皇帝呈递的正式奏章，内容涉及政策建议、地方治理、军事策略等。

士人上书：科举士人或未入仕的读书人通过上书表达政见，如王安石变法期间，许多士人上书支持或反对新政。

平民上书：普通百姓可通过登闻鼓院、检院等机构上书，甚至可直接向皇帝呈递冤情或建议。

匿名上书：宋朝允许匿名上书，但若内容不实，可能受到惩罚。

**3. 上书的渠道

宋朝设有专门的机构接收上书，如：

通进银台司：负责接收官员奏疏。

登闻鼓院：百姓可击鼓上书。

检院：审查上书内容，防止诬告或诽谤。

这些机构的存在使得上书成为宋朝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

二、宋朝上书数量的估算

由于宋朝历时三百余年，且史料记载有限，精确统计上书数量极为困难，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估算：

**1. 官方档案记载

宋朝设有专门的档案机构，如“枢密院”“中书门下”等，负责记录奏疏，据《宋会要辑稿》等史料记载，仅宋仁宗一朝（1022—1063年），每年收到的奏疏就达数千份，若以每年3000份计算，仁宗朝41年就有约12万份上书，考虑到宋朝共18位皇帝，平均每朝按30年计算，整个宋朝的上书数量可能超过百万份。

**2. 重要历史事件中的上书数量

在重大政治事件中，上书数量激增。

庆历新政（1043—1045年）：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推动改革，期间大量官员上书支持或反对，仅《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相关奏疏就达数百份。

王安石变法（1069—1085年）：变法期间，朝廷收到的上书数量剧增，保守派与改革派激烈辩论，史载“日有章奏，动辄数百”。

靖康之变（1127年）：金兵南下时，官员和士人上书献策，仅《三朝北盟会编》就收录了上千份相关奏疏。

**3. 个人文集中的上书记录

许多宋朝官员的文集中收录了他们的奏疏，如：

- 欧阳修《奏议集》收录奏疏170余篇。

- 苏轼《东坡奏议》收录150余篇。

- 司马光《传家集》中有大量上书记录。

若以每位重要官员平均留存50份奏疏计算，宋朝文官数量庞大，仅此一项就可能达到数万份。

综合估算，整个宋朝的上书数量应在数十万至百万份之间，但由于战乱、档案散佚等因素，现存史料仅能反映其中一小部分。

三、上书对宋朝政治的影响

**1. 促进政策调整

许多重大政策调整源于上书。

- 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直接促成了“庆历新政”。

-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后来的变法奠定理论基础。

- 南宋时期，李纲、岳飞等人的上书影响了抗金战略。

**2. 制约皇权与权臣

宋朝皇帝普遍重视上书，甚至设立“台谏”制度，允许官员直言进谏。

- 宋仁宗曾因谏官包拯的激烈批评而收回成命。

- 宋神宗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多次因反对派上书而调整政策。

**3. 反映社会矛盾

平民上书往往揭露地方腐败或民生疾苦，如：

- 南宋时期，百姓通过登闻鼓院控诉赋税过重，促使朝廷调整税收政策。

- 匿名上书揭露权臣秦桧的专权，虽未能立即见效，但为后世评价提供了依据。

**4. 推动文化发展

上书不仅是政治工具，也是文学表达，许多著名文章，如苏轼的《教战守策》、文天祥的《御试策》，都是上书之作，成为宋代散文的典范。

四、上书制度的局限与弊端

尽管上书制度在宋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信息过载：皇帝难以处理海量上书，导致许多建议被搁置。

2、党争工具：官员常利用上书攻击政敌，如“乌台诗案”中，苏轼因诗文被诬陷。

3、匿名诬告：部分人利用匿名上书诽谤他人，造成政治混乱。

宋朝的上书数量难以精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制度在宋朝政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官员、士人和百姓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渠道，也深刻影响了宋朝的政策走向和历史进程，尽管存在弊端，但上书制度体现了宋朝政治的开放性与文治精神，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遗产。